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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约982年—1057年），福建崇安人，原名柳三变，字景庄，后来改名为柳永，字耆卿，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七，所以别名柳七。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柳永出身于官宦名门、书香世家，他的先祖来自于中古士族河东柳氏。唐代初年，柳永的七世祖柳奥被任命为福州司马，后来又被任命为建州长史，之后柳家这一脉便定居于建州。柳家重视读书，柳永的父辈共七人，有六人都拥有科举功名。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柳永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他读书刻苦，幼时就开始学习诗词，志向高远。咸平五年（1002年）左右，在家乡通过乡试后，进京参加科举，但屡试不中，之后一心填词，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词作。终于在景元年间（1034年），柳永考中进士，并先后担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监、泗州判官等官职，后来以屯田员外郎致仕，故世称“柳屯田”。嘉祐二年（1057年），柳永返回崇安家乡，但在路过润州时去世。享年75岁。
柳永是北宋时期宋词领域第一位卓有成就的改革家，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他结合俗曲创作了大量的新词、慢词，第一次系统地建立了慢词体制，扩大了词作的社会基础，丰富了它的美学风貌。柳永的作品将民间词与士大夫词、雅俗两种词结合起来，同时连接小令与慢曲，创作了大量词调和慢词。他的著作《乐章集》内容丰富，包含市井交游的经历、科举失利的感慨、和大量的新词慢调，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人物生平
柳永词的生平及创作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少年时期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柳永出生于费县。从淳化元年（990年）到淳化五年（994年），由于柳永父亲柳宜的官职调动，柳永跟随父亲居住过全州和扬州。柳永少时读书刻苦，并在至道二年（996年）写下了《劝学文》。随后几年内，柳永在崇安家乡读书，写作了诗歌《题中峰寺》和词作《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并于咸平三年（1000年）悟出作词章法，也是同年，柳永的父亲柳宜去世。咸平四年（1001年）左右，柳永也创作了《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前往拜谒[yè]父亲的朋友孙何，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杭州的繁华盛景，面世后被广为传诵。
这一时期也是柳永创作经历的第一阶段，此时柳永的人生经历较为简单，思想单纯，创作题材较为狭窄，词作也大都停留在赠妓与咏物等方面。作品总量不算多，大约四十五首左右，只占柳永现存创作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科举经历
咸平五年（1002年）左右，柳永在家乡通过乡试，前往京城应试，但名落孙山。由此创作了《鹊桥仙》等词记载此事。之后几年，柳永往返京城、杭州、扬州等地，并创作了《双声子》《倾杯乐》《木兰花慢》等大量词作。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柳永再次在京城应试，未中。随后柳永长久地停留在京城。天禧三年（1019）年，柳永第三次参加科举，仍然未中，他的长兄柳三复进士及第。在第四次科举考试（1024年）失败后，柳永愤怒之下离开汴京，与相好歌女虫娘离别，创作了词《雨霖铃·寒蝉凄切》，由水路南下，从此填词为生。天圣五年（1027年），柳永终于应试得中，但因宋仁宗看到他此前的词作《鹤冲天》中的“忍把浮名，换做低吟浅唱”等句，柳永被罢黜功名。从天圣六年（1028年）到明道二年（1033年）柳永前往各地漫游，并创作了《引驾行》《临江仙引》《一寸金》等大量词作，其中包括许多羁旅行役词。景祐元年（1034年），柳永第六次参加科举，终于得中，自称“及第已老”。
坎坷的科举和各地漫游的经历使得柳永在思想上逐渐成熟，眼界也更为深沉开阔。这一时期也是柳永创作的第二阶段，他创作了将近一百首词作，占全部作品的二分之一左右。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思想深刻，感情真挚。如他的代表作《少年游》（一生赢得是凄凉）描写了一个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妓女在半夜深更时痛苦、哀怨、挣扎的复杂心理，深刻体验了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此外，他结合自身受到最高统治者排斥和士大夫忌恨的命运创作了《斗百花》和《受恩菊》等作品，熔铸了自身悲苦的命运，真挚动人。
为官经历
及第后，柳永五月被任命为睦州团练推官，不久改任余杭令，撰写了《轮台子》《雪梅香》《满江红》等作品。景祐二年（1035年），柳永担任昌国县晓峰盐场盐监，因怜悯当地亭户生活，写下了文章《煮盐歌——悯亭户也》。1035年-1042年。柳永一直在昌国县为官，政绩卓越，被后人列为“名宦”。庆历三年（1043年），柳永转任泗州判官，转年，又改任京官，撰写《少年游》。庆历六年（1046年），柳永转官为著作郎。三年后转官太常博士，之后柳永一直在此官位上，直至嘉祐元年（1056年）致仕。一年后（1057年），柳永返回崇安家乡，但在路过润州时去世。享年75岁。
科举及第后，柳永也进入创作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主题主要为羁宦漂泊，创作了大量的羁旅行役词，整体呈现出形象博大，意境苍凉的特点，如另一 首《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取景博大，但展露出作者不忍回首过去的萧瑟情感，苍凉孤独。这一时期柳永约创作了七十首作品，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主要作品
柳永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词作，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其中慢词的数量最多，共创作慢词87调125首。他的词作流传下来的大概有两百多首，后被收录到《乐章集》中，这一著作也成为后人分析柳词风格的作品基础。此外，柳永还创作了大量词调，他现存的两百多首词就用了133种词调。除了词作之外，柳永还创作有诗文。

张先（990年-1078年），字子野，又名“张三影”“张三中”“张安陆”，浙江乌程（浙江湖州）人，北宋著名词人。
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张先出生于浙江乌程（浙江湖州）。天圣六年（1028年），张先作《归安县令戴公生祠记》，这也是张先目前唯一留存下来的一篇文章。天圣八年（1030年），张先与欧阳修同中进士，张先的才华也被当时主考官晏殊赏识。随后张先先后在宿州、吴江、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等地担任官职。至和二年（1055年），张先担任渝州（今重庆市）通判，同年晏殊去世，张先为晏殊的词集《珠玉词》作序，这是宋人词集中最早的一篇序，然而之后丢失。张先还曾任湖北安陆知县，故称“张安陆”。治平元年（1064年），张先辞去尚书都官郎中的官职隐居乡里，此后他往来于杭州与湖州之间，与在这两地为官者或退隐的文人骚客诗酒唱和，这期间他还与苏轼成为忘年之交，两人时常来往。熙宁五年（1072年），张先出于对父亲的怀念，创作了山水人物画《十咏图》。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张先与陈舜俞、刘述、李常及杨绘、苏轼一起在湖州宴咏畅饮。席间张先作《定风波令》即“前六客词”。元丰元年（1078年），张先逝世，享年89岁，葬于湖州弁山多宝寺。
张先的诗词作品结集为《张子野词》《张先诗集》，现存诗词二百余首，文一篇，画作《十咏图》一幅。张先的词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张先词题材内容的拓展和题序的大量使用使词转向贴近创作主体的日常生活环境，在观念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扩大了词的交际功能．进一步影响了苏轼等人的创作。从抒情方式上来看，张先承继南唐词风，具有较明显的诗化特征。创作手法上，张先喜欢运用典故和化用前人的诗句，使得意境更加蕴蓄委婉。在结构上，张先的词具有一定的散文化趋向，这种结构在慢词中尤为明显。他还擅写物影，通过物影来表现景物的动态美和朦胧美。

人物生平
官场生涯
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张先出生于浙江乌程（浙江湖州），他的父亲张维为养育孩子，放弃学业，以耕作为生。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张先作《归安县令戴公生祠记》，文中主要记载了戴公的生平事迹，歌颂了戴公兢兢业业、仁义齐天的高风亮节，这也是张先目前唯一留存下来的一篇文章。天圣八年（1030年），41岁的张先与23岁的欧阳修同中进士，欧阳修早先便喜爱张先所作的《一丛花》，两人见面后更是相逢恨晚，而张先的才华也被当时主考官晏殊赏识。明道元年（1032年），张先任宿州（安徽省）掾吏。康定元年（1040年），张先任吴江县秘书丞。庆历六年（1046年），张先的父亲张维去世，享年91岁。张先为父守孝3年。皇祐二年（1050年），晏殊主管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时候，推荐61岁的张先担任当地的通判。至和二年（1055年），张先担任渝州（今重庆市）通判，同年晏殊去世，张先听闻此消息后为晏殊的词集《珠玉词》作序，这是宋人词集中最早的一篇序，然而之后丢失。张先还曾任湖北安陆知县，故人们又称他“张安陆”。嘉祐四年（1059年），张先在虢州（今河南省）任职。
纵情山水
治平元年（1064年），张先辞去尚书都官郎中的官职隐居乡里，此后他往来于杭州与湖州之间，与在这两地为官者或退隐的文人骚客诗酒唱和。1065年至1066年期间，张先与杭州官员蔡襄同游西湖，用“湖”字韵作同题诗，随后蔡襄离开杭州，张先作词《喜朝天·清暑堂赠蔡君谟》与他告别。熙宁年间，张先与苏轼成为忘年之交，两人时常来往。熙宁五年（1072年），张先出于对父亲的怀念，翻阅他生前诗作，张先对其中一首七律《吴兴太守马大卿会六老于南园人各赋诗》的最末两句“它日定知传好事，丹青宁羡洛中图”有所触动，于是他创作了山水人物画《十咏图》。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张先与陈舜俞、刘述、李常及杨绘、苏轼一起在湖州宴咏畅饮。席间张先作《定风波令》即“前六客词”。元丰元年（1078年），张先逝世，享年89岁，葬于湖州弁山多宝寺。

主要作品
张先著有《张子野词》（一名《安陆集》），词集中包含一百八十多首词，但现今只存一百七十九首；他的诗集《张先诗集》中含二百多首诗，现存二十八首文；张先还有一篇文章《归安县令戴公生祠记》，一幅画作《十咏图》留存，其他的作品较多亡佚。
词
张先的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咏怀记游词，如《天仙子·时为嘉禾小停，以病眠不赴府会》《卜算子慢》等；(2)宴饮词，如《倾杯·碧澜堂席上有感》《更漏子·流杯堂席上作》等；(3)赠答唱和词，如《山亭宴慢·有美堂赠彦猷主人》《少年游·渝州席上和韵》等；(4)描写自然景色和都市风貌之词，如《破阵乐·钱塘》《倾杯·吴兴》；(5)歌舞伶工词，如《剪牡丹·舟中闻双琵琶》《望江南·与龙靓》等；(6)节令词，如《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玉树后庭花·上元》等；(7)咏物词，如《汉宫春·蜡梅》《少年游·井桃》等。
张先的部分词作如下
《醉垂鞭·双蝶绣罗裙》
 
《踏莎行》
 
《庆金枝》
 
《师师令》
 
《江南柳·隋堤远》
《南乡子·中秋不见月》
 
《感皇恩》
 
《浣溪沙·楼倚春江百尺高》
 
《一丛花令》
 
《八宝装》
《菩萨蛮·忆郎还上层楼曲》
 
《西江月》
 
《相思儿令》
 
《天仙子·时为嘉禾小停，以病眠不赴府会》
 
《好事近》
《清平乐》
 
《醉垂鞭·赠琵琶娘，年十二》
 
《诉衷情·花前月下暂相逢》
 
《减字木兰花·垂螺近额》
 
《更漏子·锦筵红》
《相思令·苹满溪》
 
《千秋岁·数声鶗[tí]鴂》
 
《画堂春·外湖莲子长参差》
 
《菩萨蛮·中吕宫》
 
《青门引·乍暖还轻冷》
《南乡子·中吕宫》
 
《渔家傲·和程公辟赠》
 
《惜双双·溪桥寄意》
 
《满江红·飘尽寒梅》
 
《惜琼花·汀苹白》
《采桑子》
 
《少年游》
 
《贺圣朝》
 
《梦仙乡》
 
《武陵春》
诗
在现存张先诗歌28首（包断句）中，其诗歌形式以近体为主，多七言，诗内容种类相对广泛。其中酬唱宴咏诗和写景抒情诗占得比重较多，共14首，此外还有咏史咏物诗5首、纪游诗3首、感怀诗2首、爱情诗2首、节序诗1首、悼亡诗1首。张先所著的《张先词集》中现存诗作如下：
诗名
 
题材
 
形式
 
诗名
 
题材
 
形式
《吴江》
 
纪游
 
七言
 
《九月望日同君谟侍郎泛西湖宴饮》
 
宴咏
 
七言
《赠妓兜娘》
 
爱情
 
七言
 
《和元居中风水洞上祖龙图韵》
 
酬唱
 
七言
《润州甘露寺》
 
咏史
 
七言
 
《属疾闻知府龙图与公辟大卿学士八月游山泛湖夜归》
 
酬唱
 
七言
《西溪无相院》
 
写景
 
七言
 
《醉眠亭》
 
写景
 
七言
《飞岩石》
 
写景
 
七言
 
残句（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
 
酬唱
 
七言
《飞仙岭》
 
写景
 
七言
 
《酬周开祖示长调见索诗集》
 
酬唱
 
七言
《漫天岭》
 
咏史
 
七言
 
佚题 韵和上，先顿首
 
酬唱
 
七言
《将赴南平宿龙门洞》
 
咏史
 
七言
 
《射弓》
 
感怀
 
七言
《冬日郡斋书事》
 
感怀
 
七言
 
《鲈香亭》
 
纪游
 
七言
《吊二姬温卿宜哥》
 
悼亡
 
七言
 
《吴兴元夕》
 
节序
 
五言
《酬发运马子山少卿惠酥与诗》
 
酬唱
 
七言
 
《落花》
 
咏物
 
七言
又（子山再惠诗见和因又续成子山不以予不才，两发章荐）
 
酬唱
 
七言
 
《乌巢》
 
咏物
 
五言
《次韵蔡君谟侍郎寒食西湖》
 
酬唱
 
七言
 
《李少卿宅除夜催归妆》
 
爱情
 
七言
《次韵清明日西湖》
 
酬唱
 
七言
 
《过和靖隐居》
 
纪游
 
七言
画
张先所作的《十咏图》为绢本，淡设色，画心纵52厘米，横125.4厘米。画卷的开首部分是吴兴南园一角，主体建筑为一座重檐歇山顶的楼阁，周围的小亭栏杆回环曲折，庭中有鹤，亭角有花一株。楼阁内两人对坐下棋；小亭内二老手扶栏杆。这幅画中表现出了《庭鹤》《玉蝴蝶花》《孤帆》《宿清江小舍》《归燕》《闻砧》《宿后陈庄偶书》《送丁秀才赴举》《贫女》等诗的内容，其中所记载的当时的文化活动及有关人物，都是唯一的现存第一手资料。

周邦彦（公元1056—1121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末年官员，文学家、音乐家，宋词“婉约派”代表词人之一。
周邦彦出身于诗书之家，少年时言行不羁，不为州里所重，却很好学，曾博涉百家之书。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左右前往都城开封，就读于太学。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献上万余言的《汴都赋》，获得宋神宗赏识，升任太学正。此后五年间没有被升迁，但他依然致力辞章写作，后历官庐州教授、知溧[lì]水县。宋哲宗即位后周邦彦再次回到开封，历任国子监主簿、校书郎等。宋徽宗时周邦彦入朝拜为秘书监，进为徽猷[yóu]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掌乐律。不久后又出知顺昌府、处州。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逝世于南京应天府，终年六十六岁，朝廷追赠其为宣奉大夫。
周邦彦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尤以词最为著名。他精通音律，能自己度曲，创造了《六丑》等新词牌。现存词一百八十二首，其词多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等。周邦彦继承了柳永、秦观等人成就，是北宋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亦是格律派的创始人，开南宋姜夔、吴文英格律词派先河，为词的艺术形式作出了贡献。有《片玉集》传世。
对周邦彦及其词作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近代学者王国维称其为“词中老杜”。周邦彦更是公认的“负一代词名” 之词人。但同时，也有一些词家的评价比较负面，如张炎认为周词 “ 意趣却不甚高远”，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周词的评价以贬低居多，认为其“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且“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周邦彦出生于诗书之家。其父周原，虽终身未仕，但家有藏书，每日清晨都要焚香叩拜。在这样的环境中，周邦彦少时就涉猎百家之书，但他言行不羁，不为州里所重。
稍长后周邦彦就外出游学，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周邦彦前往荆州游历，次年（公元1077年）再游长安，暮秋后回到荆州，作《风流子·枫林凋晚叶》。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夏，周邦彦自荆州东归杭州，作《南浦》。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赴京师汴梁，就读于太学，途中路过金陵时作词《齐天乐·绿芜凋尽台城路》，至京师后作《游京师》。周邦彦在京师居住期间，曾出入歌舞坊，做《少年游》《一洛索》《凤来朝》《望江南》等艳词。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永乐之役后，周邦彦作古体诗《天赐白》。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献上万余言的《汴都赋》，赞扬王安石新法，神宗览后大为惊奇，召他到政事堂，命翰林学士李清臣在迩英阁朗诵，赋中多古文奇字，李清臣大多不识得，只好读其偏旁，周邦彦得以升任太学正。但此后五年都未有升迁，周邦彦愈发致力于辞章写作。
初入仕途
周邦彦被擢[zhuó]升为太学正后正式踏入了仕途，但不久宋神宗去世，周邦彦亦因循资被调往庐州做教授，其任未满三年，中途离任。宋哲宗元祐[yòu]八年（公元1093年）又任溧水知县，在知县任上为政“敬简”，直到南宋时期，仍有百姓能称道其事迹。在这期间周邦彦亦创作了大量诗词文章，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隔浦莲近拍·中山县圃姑射亭避暑作》《风流子》《鹤冲天·溧水长寿乡作》《花犯·咏梅》《红林擒近·咏雪》《红林擒近·雪睛》等词作，《仙杏山》《竹城》《楚平王庙》《过左伯桃羊角哀墓》等诗歌，甚至佚文《插竹亭记》也是创作于这个时候。后来的溧水知县强焕于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对《清真词》作序，这部词集收录了周邦彦的182首词作。此后近十年周邦彦在地方为官，并未还京。
入京为官
绍圣三年（1096年）二月，周邦彦在溧水秩满，重游荆州。直到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十一岁的周邦彦被召回京师，担任国子主簿；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哲宗召对周邦彦于崇政殿，命他再诵《汴都赋》，随后授其为秘书省正字。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周邦彦告假南归。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徽宗亲政，倾向新党，周邦彦升任校书郎。此后仕途通畅，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任考功员外郎，大观元年（公元1105年）又转任卫尉少卿、宗正少卿，同年，徽宗设大晟府，命周邦彦等讨论“古音审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周邦彦兼议礼局检讨。在这几年间，周邦彦创作了《夜游宫客去车尘》《据念归计句知将出京惜别》《庆宫春山围寒野》《蝶恋花早行》《长相思晓行》《虞美人疏篱曲径华胥引川原澄映》等诸词。
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礼书修成，周邦彦因修书有功，得“展两官”；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但宋徽宗想要让他修完《政和新修五礼序》 ，于是将他留在朝中，迁官卫尉卿；直到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才让周邦彦以奉直大夫、直龙图阁出知隆德府（治今山西长治），并管勾学事，秩满后翌年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后再度被调回开封，周邦彦在回京途中作《渡江云》词一首。还京后拜秘书监，进官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在京期间，周邦彦伤朋党之争，创作了《一寸金·新定作》《留客住》《黄鹂绕碧树》等词。
晚年病故
宋徽宗时蔡京当权，由于不愿与宰相蔡京一党合作，周邦彦又被逐出朝廷，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出知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次年（公元1119年）改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知处州（今浙江丽水），出京时作《兰陵王·柳》与《尉迟杯·离恨》等词。未过多久被罢职，提举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自杭州迁居到睦州（今建德），在梦中作《瑞鹤仙》。方腊起义之后，周邦彦归钱塘，又仓皇逃去了西湖之坟庵。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病逝于南京，终年六十六岁，朝廷追赠他为宣奉大夫；后归葬临安府南荡山（今浙江杭州西南郊周浦一带）。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州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
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四岁丧父，随母生活，家贫好学，读《昌黎先生文集》而通古文。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任职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西京留守推官。景祐三年（1036年），为范仲淹鸣不平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三年（1043年）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新政失败后被守旧派攻讦为朋党，被外放滁州、扬州等地，在当地实施宽简政治，减轻百姓负担。至和元年（1054年）以翰林学士身份编写《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年）主持礼部贡举的进士考试，排抑“太学体”，使文风为之一变。嘉祐[yòu]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他力主尊英宗生父濮王为“皇考”，卷入濮[pú]议之争，最终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得到曹太后签押。他的政敌由此心生不满，利用谣言毁谤欧阳修。虽最终查明只是谣言，但欧阳修因此心生倦意，自请辞官，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后又改任青州知州。熙宁四年（1071年），因不认可王安石的变法，遭其诋毁，而坚决请辞，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历仕三朝，为官期间勤于政事，积极参与并倡导朝政改革；在地方为政宽简，历任滁、扬、颍、毫、青、蔡及应天府七郡，因地制宜，力求有所作为。他的政治主张以整顿吏治、优选人才为核心。晚年政治态度有所变化，力主从稳健中求变，是一个务实、稳健的改革政治家。欧阳修的功绩主要在于其文化成就，他通过改革科举考试取士标准，积极领导并推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扭转了多年以来的文坛积弊。选拔举荐了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一批北宋杰出人才，他们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欧阳修性格刚直，谦虚谨慎，待人宽厚，乐于奖掖后生，洋溢着士人领袖的人格魅力，带动了以崇尚道德人格为特征的一代士林新风的形成。
此外，欧阳修在文学、史学、金石学、经学等多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成就。他在散文方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风；诗歌方面，使宋诗开始散文化、议论化，奠定了宋诗现实主义的基础；其词作题材风格多样，具有民歌风味，还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后人将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史学方面，他提出“正统论”学说，并主持撰写《新唐书》；独自编写《新五代史》。金石学方面，他撰写的《集古录》成为金石学开山之作。经学方面开创了宋代质疑经典古籍的风气，以及以个人理解论述诗文之风。

早年经历
欧阳修，字永叔，生于宋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二十一日寅时，当时他的父亲欧阳观正在绵州担任军事推官。欧阳修四岁时，其父移监泰州军事判官，却逝世于任上。他的母亲郑氏便带着欧阳修前往湖北随州，投奔叔叔欧阳晔。
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为家中贫穷买不起笔墨，郑氏就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她常用欧阳观的处世事迹，教导欧阳修要为人仁厚，为百姓谋利。欧阳修自幼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家里越发贫穷，常去随州大姓李氏家中借书抄诵，偶然在此得到唐朝文学家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他读而心慕，日夜通读，以追求其精妙。在之后的诗作中表现出有大人的风范，当地的都官称他是奇童，有朝一日会闻名天下。
学优入仕
欧阳修的科考之路并不顺利，当时科考流行“骈文”，欧阳修受到韩愈的影响擅长古文。这样的写作方式导致他在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的考试中，都先后落榜。欧阳修在这之后总结经验，潜心研究骈文写作。天圣六年（1027年），欧阳修带着骈文作品《上胥学士偃启》前往汉阳拜访胥偃，胥偃看过他的文章后赞不绝口，称他将闻名于世，当即收他为弟子。同年冬天，欧阳修跟随胥偃前往京师，参加天圣七年（1028年）的国子监解试、广文馆试均考中第一，成为监元和解元。次年正月参加礼部考试，此次试题为主考官晏殊精心设计，题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考试时，欧阳修向晏殊表示，司空一职最早出现在周代，那时却不掌舆图，直到汉代才掌握，并问其写周代还是汉代的司空。晏殊表示在场考生中唯有他发现问题，并表示需要撰写周代的司空。欧阳修因此考中第一，成为省元。之后参与殿试，获甲科第十四名，荣登甲科进士，自此步入仕途。
天圣八年（1030年）五月，欧阳修任职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于次年三月抵达洛阳。由于他的上司西京留守钱惟演擅长诗文，喜好招揽文士，其幕府聚集了梅尧臣、尹洙、谢绛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欧阳修常与他们宴饮出游，诗词唱和，写下一大批吟咏唱和、送友赠别之作，如《七交七首》《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等作。这一时期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他的诗文也开始闻名天下。同年，欧阳修迎娶恩师胥偃的女儿为妻，但成婚不到两年，他们所生幼子尚未满月，胥氏便去世了。景祐元年（1034年）五月，欧阳修任职期满回到京师，入试学士院，授宣德郎、兼监察御史、馆阁校勘等职，参与编修《崇文总目》。随后再娶谏议大夫杨大雅之女。次年，欧阳修与太学体代表人物石介开始书信往来，在文学、儒学、书法等方面展开思想交流。九月，杨夫人卒。

直言遭贬
景祐三年（1036年），时任天章阁待制、开封知府的范仲淹呼吁改革，对宰相吕夷简提出批评，因此被贬饶州。朝中官员如余靖、尹洙都上疏为其辩解，唯有左司谏高若讷力主贬黜。欧阳修对此写下《与高司谏书》，斥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一行为引起时人议论。随后，高若讷将此书交给仁宗，表示欧阳修攻击天子，惑乱众听。欧阳修遂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时任漳州军事判官蔡襄特作《四贤一不肖》赞扬欧阳修等人敢于直谏的行为，欧阳修名声更加远扬，连契丹使者也买下《与高司谏书》抄本，贴于幽州（今北京）驿舍的墙壁上。
景祐三年（1036年）十月，欧阳修抵达夷陵，峡州知事朱庆基特率其同僚下属前来迎接，欧与其结为好友，还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峡州军事推官朱处仁等人相交，谈论学问，关系甚佳。欧阳修在夷陵勤于职守，一日翻阅旧案卷宗，发现其中冤假错案数不胜数，表示如此小县，尚且如此，可见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容乐观。于是立下遇事定要谨慎，绝不疏忽对待的誓言。他由此对民生疾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道德文章”转向了“多教人吏事”，这一时期对他日后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还写下了许多表现当地风土人情和自己切身感受的作品，如《峡州至喜亭记》《夷陵九咏》等五十多篇文；脍炙人口的《戏答元珍》也写于此时，其名为戏答，实则包含了严肃的政治主题。景祐四年（1037年），《新五代史》也开始执笔，三月，欧阳修续娶薛奎之女，年底迁任乾德（今湖北）县令。
宝元三年（1040年）春，欧阳修前往滑州（今河南滑县）就任武成节度判官。此时，宋与西夏开始交战，宋将不敌，仁宗为此下令重开言路，广纳贤才。五月，范仲淹受任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他就职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他当日的举措并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六月，欧阳修回到京师，复任为馆阁校勘，继续编修《崇文总目》，借广开言路之机，递呈《通进司上书》，为增强宋朝军事防御能力献计献策。

投身新政
庆历元年（1041年），《崇文总目》编纂[zuǎn]成书，欧阳修改任为集贤校理。一位名叫曾巩的太学学生携其所作杂文时务策两篇，向欧阳修拜师。欧阳修见其文采斐然，欣然收为门生，悉心指导。次年四月，宰相吕夷简推荐富弼前往契丹议和，富弼是朝中为数不多敢于直谏且受到重用的大臣。欧阳修便援引唐人颜真卿使李希烈遇害的故事，上书阻止富弼出使，但被吕夷简截留不报。五月，欧阳修再递呈《准诏言事上书》，指出解决内外交困的根本方法是加强君主集权，但如同《通进司上书》一样，没能得到朝廷重视。八月，欧阳修上书请求外任，就任滑州通判，十月到任。
之后局势逆转，宋朝连年与西夏用兵，致使国库空虚，民生艰难。有识之士皆站出来指摘时弊，控诉吕夷简玩弄权柄，祸乱朝纲。在举国上下强烈的改革呼声及舆论压力下，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年）初罢免吕夷简，并下令广开言路，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时人多举荐欧阳修。三月，欧阳修从外地被召还朝廷，转太常丞，兼掌谏院。仁宗多次召见欧阳修询问其治国执政之事，探讨改革事宜。欧阳修便多次上疏就相关问题向仁宗进言，第一次上殿便提出改善吏治的方针，随后三次上疏要求对现任官吏进行全面核查，选出精明能干的人才。如《论按察官吏第一状》《论按察官吏第二状》《再论按察官吏第二状》。九月，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为中心改善朝政，挽救宋朝政治危机。欧阳修等人的主张虽深受仁宗认可，但由于朝廷守旧势力强大，这些政策在推行时屡屡受阻。欧阳修再写下《论李淑奸邪札子》《论吕夷简札子》等文，直指当朝官吏，有些官员便将他视作仇敌。仁宗赏识他敢于直谏，特赐他五品服饰，还对侍臣表示：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并破格升欧阳修为右正言知制诰，仍供谏职。使他以谏官和知制诰[gào]两重身份参与“新政”活动，既充当改革派在仁宗身边的耳目，也是改革派的发言人，能够直接参与新政施行。此外，欧阳修于这一时期写下十卷奏疏，都是针对时弊的重要政论文章，表达出他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起草《详定贡举条状》，从人才培养到人才选拔，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受到仁宗肯定，于四月以《颁贡举条制敕》之名，作为新的科举考试条例正式发布颁行。
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之时，还有尹洙、余靖也因上疏营救范仲淹被斥退，这场原本是范、吕两人的矛盾因更多人的加入变成了朋党之争，而他们作为支持庆历新政的主力，被时人斥责为“党人”。欧阳修于是在庆历四年（1044年）作《朋党论》一文进呈仁宗，文中写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来反驳批评他们的言论。四月，欧阳修出使河东（今山西西南部），考察西北边境麟州（今陕西神木北）的废留问题。并根据当地情况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等奏疏，同时按照新政的要求在当地兴利除弊。他递呈《论麟州事宜札子》，认为应保留麟州，开垦荒地以种植粮食，最终使麟州每年可得粮食数百万斛[hú]。
出使河东回京后，保州发生兵变，欧阳修受封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前往保州平息事端。临行前，仁宗特地召见欧阳修表示他不要在保州久留，有何想法可以随时进谏。欧阳修表示他为谏官时可以直言不讳的议论国事，但如今再这样做，已经超越了现今职位的范围。但仁宗仍旧表示他不论在朝中，还是地方，都只管大胆谏言。欧阳修平定叛乱后，将私纳妇女的通判冯博文逮捕下狱，将领李昭亮见此，担心自己私纳妇女的事迹被揭发，便将纳来的妇女放回。兵变时，部分士兵为了不被杀害，便接受了朝廷的招降，结果还是被杀。另有两千被迫参与的人，本该分发给各郡去管束。但宣抚使富弼担心这些人再生变故，便准备杀死这些人。欧阳修得知后表示他们本就是被迫参与叛乱，而且已经投降，这不是朝廷的命令，若是有一个郡县不肯服从，便会再生事端。富弼听后醒悟，没有杀掉他们。

再贬地方
随着改革的深入，毁谤新政的言论也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新政的核心人物相继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被贬，庆历新政最终宣告失败。欧阳修时任河北都转运使，他一面“自劾乞罢”，一面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表示自古以来小人陷害贤臣，都只需指责忠良的人聚众成为朋党。因为君主最忌讳专权，所以用这种说法便可以击垮贤臣，让小人弹冠相庆，敌国喝彩。此后，那些反对新政的人更加憎恨欧阳修，还借欧阳修的孤甥张氏因罪入狱的事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攀扯欧阳修与张氏有私情。最终欧阳修被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任职滁州时，他在此自号“醉翁”，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还写下不少歌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诗篇，如《啼鸟》《田家》《画眉鸟》《宝剑》等诗文，除却托物抒情外，表达了他虽被贬地方，却仍心系国家、关注民生之情，以及将政治的不得意寄情山水之间的旷达情怀。

庆历七年（1047年）十二月，朝廷借郊祀施恩，将欧阳修晋升为上骑都尉、开国伯，食邑三百户。次年正月，改任扬州。两年后，欧阳修以目疾为由，自请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皇祐二年（1050年）三月，到达颍[yǐng]州。他一方面欣赏当地风土人情，一方面关注地方的百姓民生、社会状况，写下了《采桑子》十首、《食糟民》等作品，对辛苦种地却仍旧忍饥挨饿的农民给予莫大的同情。为官方面，他本着“节用以爱民”的精神，实施宽简政治，减轻百姓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并且继续宣传、肯定新政，维护政治改革和改革派的声誉，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总结反映了新政的具体情况。四月，转礼部郎中，八月，复官龙图阁学士。
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欧阳修被调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兼南京留守司事。朝廷派人前往南京审察欧阳修为官情况，得知因欧阳修严明廉正，民间称其为“照天蜡烛”。仁宗因此将欧阳修召回京城，打算委以重任。但在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其母亲去世，欧阳修回乡丁忧，未能成行。五月，范仲淹去世，欧阳修不惧守旧派的攻讦为其撰写《神道碑铭并序》《祭资政范公文》以示悼念，为范仲淹的受诬、新政的成难废易扼腕叹息，斥责守旧派的“不仁”行为。守丧期间，欧阳修潜心著术，先是整理苏舜钦文集，编成十卷，并作《苏氏文集序》。同时，投入大量精力编撰《新五代史》，于皇祐五年（1053年）完成初稿，他将书稿寄给好友梅尧臣、徐无党等人，并参考他们的意见，开始了漫长的修改工作。
回到京师
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服丧期满回到京师，面见仁宗时，仁宗因看见他的白发，还对他抚慰有加，并下召令欧阳修担任流内铨[quán]的官职，职能是掌管九品以上官吏的选调工作。欧阳修上任后，提出要改变贵族子弟霸占寒门子弟有可能担任的空缺职位，得到了仁宗允许，但该主张触及了贵族的利益。这些人害怕他再次起复，便向仁宗进献谗言，因宰臣刘沆的请求，仁宗只是命他出任同州知州，以翰林学士身份与宋祁同修《新唐书》。次年八月，以假右谏议大夫之职，携带宋仁宗画像，前往契丹庆贺辽兴宗母亲生辰，适逢辽兴宗逝世，便改为贺登位国信使。继位的辽道宗因为欧阳修才名显赫，特地安排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嘉祐元年（1056年）二月，欧阳修回到京师，进献《北使语录》。之后任职太常寺兼礼仪事、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监督三司事务。当时，京师遭遇水灾，欧阳修递呈《论水灾疏》和《再论水灾疏》，并举荐包拯、吕公著、王安石等有才能的人，希望朝廷任用。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仁宗特赐御书“文儒”二字，令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他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当时的学子崇尚“太学体”，文章多使用生僻字，具有险怪艰涩的特点。当时有考生的考卷开头写着“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这类文章看似古奥，实则别扭。欧阳修向来提倡平实文风，所以对这类艰涩的文章拒不录取。放榜时候，那些写“太学体”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在街上拦住欧阳修起哄抗议，但考场的文风从此大为改变。欧阳修爱才力荐，利用其知贡举的身份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便是在此时被录取，他们延续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接到任命的他随即上疏《辞开封府札子》，希望修成《新唐书》后，能够外任地方，未获允准。虽请辞不成，但他仍恪尽职守，将京师治理的井井有条。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新唐书》修撰完成，欧阳修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当时河北发生了水灾，欧阳修借此机会上奏说这是由于皇帝治国三十四年还没有立太子的缘故，请求立宗室子为太子。后来封立英宗，便是源于此时。

入值中书
嘉祐五年（1060年），十一月，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次年（1061年）八月转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自此得以位列宰执。任职枢密院期间。欧阳修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各地的军队数量、驻军情况以及地理位置的远近，打算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如边境有出现军队缺少的情况，及时补齐。他与韩琦一同辅理朝政，将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的关键资料整理成册，列出大致条目，需要时则可及时查询。嘉祐七年（1062年），52岁的仁宗仍旧没有诞下儿子，且未立储君。欧阳修与韩琦多次上疏劝谏，仁宗最终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这年，欧阳修将多年收集的金石碑帖加以整理，集为《集古录》。同年九月，欧阳修进阶正奉大夫，加柱国，并赐号推忠佐理功臣。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赵曙继位。登基之初，英宗身体不适，曹太后代为处理国事。身边侍奉的宦官不愿侍奉病情反复的英宗，遂搬弄是非，传播谣言，使英宗和曹太后之间不和。欧阳修便进言劝解曹太后，昔日曹太后处理温成皇后的事情尚且应付自如，如今天下人都因仁宗遗命而拥戴英宗，我们这些文臣都不敢有异议。曹太后沉默以对，改变了想法。欧阳修又劝英宗要以尧舜为表率，克守儿子的本分。英宗听了也不再计较，与曹太后的关系有所和缓。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想要侍奉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考，大臣都认为应尊称濮王为皇伯，群臣为此争执不下。最终在次年正月，欧阳修起草尊濮王为皇考的诏书得到太后签押。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双方争执不休。蒋之奇与欧阳修言论一致，得到欧的提拔，吕诲等被英宗贬逐。濮议之争告终，但与欧阳修在此次事件中持相反意见的官吏们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逝世，神宗即位。当时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举荐的官员崔庠[xiáng]因贪赃枉法被拘捕，薛宗孺因举官不当被弹劾。欧阳修不仅没有出言解救，还表示不会因为是亲戚而免去他的罪责。薛宗孺因为官职被免而心生怨恨，四处传谣，声称欧阳修与长媳吴氏关系暖昧。与欧阳修素有仇怨的集贤校理刘瑾得知后，将谣言添油加醋后告知监察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告知下属蒋之奇。蒋之奇为了撇清和欧阳修的关系，连夜写下弹劾欧阳修的奏章。奏章传到枢密院，欧阳修得知后气愤不已，接连递呈多份奏章，如《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封进批出蒋之奇文字札子》等，声称希望将此事交由外庭查处，查明流言虚实，再予以定罪。三月，即位不久的神宗派人去查问此事的来龙去脉，却查出只是谣言，没有任何实据，蒋之奇等人遂被罢黜。欧阳修因此意识到自己生性耿直，不懂避难，在朝中积累太多怨恨，才招致诽谤构陷事件。于是连上六表，乞请任职地方，最终以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的头衔出知亳州（今属安徽）。欧阳修在就任途中写下《再至汝阴三绝》，透露出他希望留在颍州、解官归田的心情。熙宁元年（1068年），欧阳修又多次上表，乞求致仕，神宗皇帝不允，于这年八月任命其为兵部尚书、改知青州知州，充京东东路安抚使。
晚年逝世
熙宁三年（1070年），欧阳修在青州（今山东益都）为官。这年，因思念父母，怀念家乡，他在此写下被誉为“千古至文”的《泷冈阡表》。同年，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欧阳修认为其中的青苗法于民生不利，接连上疏《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言青苗第二札子》，对青苗法提出异议，并擅自命令京东东路各州军停止发放“秋料青苗钱”。朝廷不仅没有处罚，还于四月，任命其担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监牧使兼并代泽潞府岚石路兵马都总管。欧阳修不以为喜，连呈六道《辞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请辞。欧阳修遂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军州事。赴蔡州途中，欧阳修写下《六一居士传》，表达了自己无意政治，醉心读书、集录、弹琴、弈棋、饮酒的人生态度。
熙宁四年（1071年）年，欧阳修因不认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遭到王安石诋毁，再次请辞，于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此后归居颍州（今安徽阜阳），偶与友人饮酒赋诗，大多时候在家中整理旧日著稿。
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欧阳修亲自将《居士集》五十卷编定完成，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旧疾并发，逝世于颍州家中。宋神宗赐其为太子太师，谥号文忠。后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刘村（今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之后，宋神宗追赠他为太尉、太师、康国公。宋哲宗追封他兖[yǎn]国公，宋徽宗又改为秦国公，再改为楚国公。

钱乙(公元1032~1113年)，字仲阳，北宋末年东平郡(今山东郓城县)人。钱乙原籍为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为五代时吴越王钱缪亲属之后，享年82岁，是中国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家。曾因治愈皇亲国戚的小孩的疾病，声誉卓著，被授予翰林医学士，曾任太医丞。
据《宋史·钱仲阳传》记载，钱乙3岁丧母，父亲钱颢[hào]擅长针灸，后因出游不知所踪，故被其姑母一家收养。钱乙自幼随姑父行医，精通本草。钱乙根据小儿体质的特殊性，自创了最早的儿科用药六味地黄丸，并改良了金匮肾气丸，主治小儿先天不足；还制成了小儿出痘疹时用的升麻葛根汤、治心热的导赤散、治气急喘嗽的泻白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治寄生虫病的安虫散等。钱乙最初以治疗小儿疾病闻名，继承了重治未病，兼治已病的中医传统，此外也精通内科、外科及妇科等科别的疾病，诊视精准且用药准确。
钱乙平生注意研究方药，于本草尤邃[suì]，并多识物理，喜欢气象，诸书无不涉猎。钱乙著作很多，有《伤寒论指微》5卷，《婴孺论》百篇，皆已散失，只留存下来《小儿药证直诀》3卷。《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其学生阎季忠搜集钱乙生前论述、方剂编辑而成，上卷论脉法治法，中卷为医案，下卷为方剂，较全面地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五脏辨证及小儿常见疾病论治方法，还记载了120多首方剂，是中国留存的第一本以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人物生平
钱乙，字仲阳。生于公元1032年，卒于公元1113年，他本来和吴越王钱俶有宗属关系，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人。
钱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小儿药证直诀》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氏专业儿科四十年，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1114年，他的学生阎季忠将他的理论、医案和验方加以整理，编成了《小儿药证直诀》，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儿科专著。钱乙是北宋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六味地黄丸为补阴代表方，原名地黄圆(丸)，最早见于北宋钱乙之《小儿药证直诀》。
钱乙的父亲钱颖精于医道，但特别爱喝酒，又喜欢外出旅游。有一天他东游海上，便没有再回来。那时钱乙才三岁，他的母亲在那以前已经去世了。
钱乙的姑妈出嫁到姓吕的医生家里，因为可怜他是孤儿，就把他收为义子，并且长期教他学习医术，又将他父母亲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哭了一场，请求出门去寻找他的父亲，前后一共往返了八九次，总共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把父亲接回家来，但那离父亲出走已经三十年了。乡亲们对此感慨万千，写诗赞颂此事。他对待吕医生就象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吕医生没有儿子，死后钱乙为他装殓埋葬，并穿孝服为他守丧。
钱乙原来就有羸弱的老毛病，他经常按自己的意念来治疗。后来病情加剧，他叹息着说：“这种病就是‘周痹’啊，如果侵入内脏，就会死人的。我大概是要死了吧”。不久他又说：“我可以把病转移到手、脚上去。”于是自己制作药剂，日夜饮用。他的左手和左脚便突然间卷曲不能伸展了。他高兴地说：“可以了!”他的亲朋好友到东山去采到了比斗还大的茯苓，他就按医方上的方法服用，直到把它吃完。这样他虽然半边手足偏废不能用，但却骨节坚强和健康人一样。后来他以有病为理由，辞官回家，再也没有出过门。

主要成就
学术内容
一、“五脏辨证”法
钱乙自幼就“从吕君问医”，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功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所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xìn]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gān]痢、火丹(即丹毒)、杂证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因此，阎季忠对他“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
二、主张保养养生
钱乙的“保养养生”法，被后代证实是科学而有实效的养生方法。钱乙曾说过：“欲得小儿安，常要三分饥与寒。”就是说，小儿脏腑娇嫩，消化吸收功能还不健全，保持七分饱，脏腑就不容易受损，孩子不愿意吃饭，不必追着喂饭，孩子饿了，自然有吃的意愿。小儿元阳充足天性好动，如果衣服过暖，容易出汗受凉，导致伤风感冒，因此，让小儿处于“七分暖”的环境中，不容易患咳嗽、哮喘等病。
以上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成人，钱乙主张饮食、穿衣不可太过，即：不可食之过饱，穿得过暖。精美之物或喜食之品不宜食之过多，因为偏食使人体对各种营养成分摄入不足，使人瘦弱。同时，食之太过会造成病患或过胖。
三、通过面部诊病
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幼小儿童还不能语言，即使能语言的儿童，亦往往词不达意。钱乙通过四十余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出了小儿的生理特点，并逐步摸索出一整套诊治方法。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产，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增加了“面上证”与“目内证”两种特殊的观察方法。比如，他认为面部“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颏为肾”，可以从这几部分的颜色变化上判断孩子的病症。而观察眼内“赤者，心热。淡红者，心虚热。青者，肝热。黄者，脾热。无精光者，肾虚。”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误下与峻补，主张“柔润”的原则。
临床应用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
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个人作品
其一生著作颇多，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佚。

轶事典故
救治伤寒
一个姓朱的人，有个儿子五岁，夜里发热，白天无事，有的医生作伤寒治，有的医生作热病治，用凉药解表，始终治不好。病儿的症状是：多涎而喜睡。别的医生用铁粉丸下涎，病情反而更重，至第五天，出现大渴引饮。钱乙说：不能用下法治。他于是拿白术散末一两煎水三升，使病儿昼饮服。姓朱的问道：“饮多了不会泻吗?”钱乙答道：“不渗进生水在里面，是不会泻的。纵使泻也不足怪，只是不能用下法治”。姓朱的人又问：“先治什么病?”钱乙说：“止渴治痰、退热清里，都靠这味药。”到晚上，药估计服完，钱乙看看病儿，说：“可再服三升。”又煎白术散水三升，病儿服完，稍觉好些。第三日，又服白术散水三升，那个病儿再不作渴，也没有流涎了。接着钱乙给其服两剂阿胶散(又名补肺散、补肺阿胶汤)，由阿胶、牛蒡子、甘草、马兜铃、杏仁、糯米组成，病就完全好了。
史籍记载
钱乙由于对小儿科作了四十年的深入钻研，终于摸清了小儿病诊治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但皆散失不传。现存《小儿药证直诀》，或叫《小儿药证真诀》是钱乙逝世后六年，由他的学生阎季忠(一作考忠)将他的医学理论，医案和经验方，加以搜集，整理，于公元一一一九年编成的。此书共三卷，上卷言证，中卷为所治病例，下卷为方剂。
该书最早记载辨认麻疹法和记百日咳的证治；也是最早从皮疹的特征来鉴别天花、麻疹和水痘；记述多种初生疾病和小儿发育营养障碍疾患，以及多种著名有效的方剂；还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此书一为历代中医所重视，列为研究儿科必读之书。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儿科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人物评价
钱乙在儿科学方面的成就为后人称许，而且对中医辨证学、方剂学均有较大影响。他奠定了中医史上儿科的专业地位。妙手仁心，一生旨在使“幼者无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悲”。阐释了中医医道的博大与慈爱。他精通中医的至高境界，望诊，在中医历史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钱乙行医注重实践，非常同情民间百姓的疾苦，而且他还非常善于总结在行医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感受，形成规律性、理论性的东西。他提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理论，并在临床应用四诊(望、闻、问、切)时，十分重视“望”诊。他对患者全身状况均作详细论述和描绘。对儿科常见的惊搐、疮疹、水痘、天花、猩红热等病的鉴别诊断作了描述，提出多种有效疗法。且能区分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黄疸，其中包括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性肝炎、肠寄生虫病的发生和新生儿溶血性黄疸等疾病。根据“小儿为稚阳之体，阴气未盛，阳气柔弱”的特点，善用“柔润方药”。他拟订的补泻五脏的药方，至今仍为医家喜用。特别将《金匮要略》中的“肾气丸”化裁制成“六味地黄丸”，更见其斟酌通变，动契精微的功力，给后世养阴学派以启发。
钱乙博览群书，深通古代五运天气。青年时常夜宿东平王墓，观察气象，至“逾月不寐”。老年后更是手不释卷。不因医高才广而有丝毫懈怠。他这种高尚的医德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的。

宋慈（1186年-1249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到理宗淳佑九年），字惠父，福建建阳（今属福建南平）人，法医学家。
宋慈出身世家，师从朱熹弟子吴雉，深受“格物致知”的考亭学派思想影响；嘉定十年（1217年）考得进士，宝庆二年（1226年）出任江西信丰县主簿，后任参预军事、通判；嘉熙三年（1239年）始任提刑，先后转任提点广东、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刑狱；淳祐[yòu]九年（1249年）任广东经略安抚使，于三月初七病逝，终年64岁。
宋慈在各任上，廉政爱民，在四任理刑官期间，执法严明，清理了大量疑难积案；以自己的检验实践并参考前人的法医学论著（如《内恕录》等），完成《洗冤集录》，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为中国古代法和法学作出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法医学的发展。宋理宗为表彰他的功绩，为其御书墓门，被后世誉为“世界法医学奠基人”、法医学之父，西方尊他为“世界法医学鼻祖”。

生平
出身官宦之家
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慈生于福建省建阳县童游里（今福建建阳县）一官宦世家，出生月日不详。先人唐代文真公，传四代，由邢（今河北邢台西南）迁睦（今浙江建德）定居。又传三代，到宋仕唐时，因到福建建阳任县丞，卒于建阳，一家在建阳定居下来，成为建阳县人氏。宋仕唐的儿子宋翔，史称他七岁能诗，累官国子监簿，回乡后首创义举修建了故乡的童游桥。宋翔的孙子宋巩，表字直卿，便是宋慈的父亲。宋巩曾担任广州节度推官（节度使）。

师从考亭学派
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宋慈开始随朱熹弟子吴雉学习，同时得到黄干、李方子等著名学者的指教。学习内容涉及黄幹、蔡渊、蔡沉等人的理学论著，受朱熹考亭学派影响较深。治学重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开禧元年（1205年），宋慈赴临安，进入太学，得到太学博士、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的赏识。真德秀赞赏其文章“有源流，出肺腑”。

初入官场
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参加乙科进士考试，获得第三名，被派任浙江鄞[yín]县县尉。次年，父亲逝世，丁忧而不能赴任。守孝期间，他研读古籍《明冤实录》《疑狱集》《续疑狱集》《谳[yàn]狱集》等有关书籍。与建阳县令刘克庄结成莫逆之交。宝庆二年（1226年）再次被授予官职，出任江西信丰县主簿。任满，回福建，先后在长汀、邵武、南剑州（经福建南平）等地任过多种官职。逢南安军（辖境相当今江西章水、上犹江流域一带）闹饥荒。谢宝荣、曾志等率饥民暴动。宋慈前往赈恤饥民，镇压峒民暴动，很快平息了起义。
绍定年间（1228-1233年），福建、江西一带农民起义。太学真德秀推荐宋慈参预军事。宋慈献策，平定闽中民变。
绍定五年（1232年），宋慈任福建长汀知县。长汀一带食用的闽盐由福州经闽江溯流航运，路遥途艰，造成盐价奇贵，民怨很大。宋慈考察后改运盐路线，从潮州运来往返只需三个月，又令以平价出售，广受百姓赞誉。端平二年(1235年)，宋慈升任邵武军通判，代理太守职务。嘉熙二年（1238年），宋慈任福建南剑州（今福建省南平市）通判。浙西闹饥荒，宋慈到任，即实地调查，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济粜[tiào]法”，把饥民为五个等级，按等分别赈济，做到境内无饿殍[piǎo]。
出任提刑
宋嘉熙三年（1239年），五十三岁的宋慈因为浙西赈灾有功，被任命为广东提点刑狱，掌广东司法、刑狱和监察大权。这是宋慈首次出任提刑[h]。其时广东疑难积案甚多，还有留狱数年尚未结案者。宋慈到任后清查积案，循行部内，广布耳目，多方寻找有罪证据，清理了大批疑难积案[i]。找不到有罪证据的，便视之无罪。
嘉熙四年（1240年），宋慈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赣州知县。他推出“保伍法”，建立相互立保，互相监督的管控制度，解决江西、福建、广东之间边境上武装贩盐的问题，使道路通畅，盐价稳定；对狱案特别重视检验，不厌其烦地“审之再审”，清理了大量疑难积案。淳祐元年（1241年）任知常州军州事。在常州任内倡议重修毗陵志。
淳祐五年（1245年），宋慈“每念狱情之失多出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世间不白之冤过多。他开始广泛收集前人经验，加以自己的检验实践，开始撰写《洗冤集录》。淳祐七年（1247年），宋慈任湖南提点刑狱兼湖南安抚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安抚大使处理军政要务。所作《洗冤集录》刻印出版于湖南宪治。淳祐八年（1248年），进直宝漠阁，奉使四路勘问刑狱

逝世
淳祐九年（1249年），宋慈任广东经略安抚使，为广东最高行政长官。这年春广东学宫举行释菜典礼[j]，依惯例由当地长官主持，宋慈有头眩之疾，部下建议他委派其他官员代理，宋慈坚持亲往。回来后身体日下，于三月初七病逝，终年64岁。死后，宋理宗作出三个决定：一、表彰宋慈为“中外分忧之臣”；二、特赠“朝议大夫”（高级文职官阶）；三、“御书墓门以旌之”。淳祐十年（1250年）宋慈灵柩移送回故乡福建建阳县，于七月十五日归葬。

人物思想
民本思想
宋慈编纂[zuǎn]《洗冤集录》的出发点是对“人命”的高度重视。宋慈的《洗冤集录》自序中说：“洗冤泽物，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狱中的事没有比被判处死刑更为严重的了，判处死刑的根据最重要的在于初审，初审最重要的事验尸，这是决定生死存亡的第一关口，是法律判决的依据。这样关乎生死的大事，不敢有丝毫怠慢的心，每案必到现场亲检。他抱定以救民为宗旨，身体力行。他任长汀知县时，极力改变食盐运输路线，减轻了人民负担。宋慈任福建南剑州（今福建省南平市）通判时，浙西闹饥荒，他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济粜法”，按等分别赈济，做到境内无饿殍。
笃实、务本思想
宋慈在《洗冤集录》的卷首写下了司法官所遵守的《条令》和《检覆总说》。如：凡上官驳下或转委他官重审的案件，“若承委官员不以人命为重，或恐前官怨恨，或因犯者富豪”，知错不纠或包庇犯罪的，“其罪重于初审”。凡委勘人命重事，“书役有犯命案，本官回避”，并禀上司转委其他官员审理。“凡体究者，必须先唤集邻保，反复审问。如归一，则合款供；或见闻参差，则令各供一款。或并责行凶人供吐大略，一并缴申本县及宪司，县狱凭此审勘，宪司凭此详复。”
宋慈《洗冤集录》中明确指出：“凡血属入状乞免检，多是暗受凶身买和，套合公吏入状，检官切不可信凭。”在寻找证据的路上，要审之又审，无论案发何处，检察官员都必须“躬亲诣尸首地头”。“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求真求实地检验。

主要成就与影响
著就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                           
时间早：宋慈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著就《洗冤集录》，又名《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有权威的法医学著作。它比西方17世纪初意大利法医学家菲德里（Fortunto Fedeii）的法医学著作，早三百五十多年。

内容涉及广：内容涉及生理、药理、预防、诊断、治疗、急救、检验等医学领域。全书共分四卷（亦有五卷本），记述范围几乎涉及现代法医学的所有分支科目，如对各种尸伤的勘验，如对自缢勒死、溺水、外物压塞口鼻死等，均有详尽的描述；对于生前溺死与死后推尸入水，生前与死后刀刃伤，前与死后骨折，焚死与焚尸等均有科学的鉴别是全书的精华，与现代法医学的原理惊人地一致；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yǎn]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
本土影响深：此书问世后，南宋理宗皇帝授予宋慈资政殿学士衔，还下旨把《洗冤集录》颁行全国。是理刑官必读书，是宋、元、明、清各代刑事检验的基本准则，在中国沿用六百多年。之后出现的《平冤录》《无冤录》等同类著作都是以它作为基础的。宋慈《洗冤集录》最早刻本为南宋时的自刻本，流传到现在的最早版本是元刊本《洗冤集录》。
国际影响大：1392年以后，该书先后传入朝鲜、日本，成为当时选拔司法类官吏的必考科目；1779年，法国人将此书节译于巴黎的《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1863年，荷兰人第吉烈氏将此书译成荷兰文于巴达维亚出版；1908年，法国人又从荷兰文转译成法文，德国人又转译成德文。此外，先后被译成朝、英、俄等国文字，译本众多，仅日本就有8种译本流传。《洗冤集录》对中国及世界法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物评价
宋理宗皇帝赞宋慈为“中外分忧之臣”, “特赠朝议大夫，”御书墓门“宋慈惠父之墓”。
工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刘克庄撰写了《宋经略墓志铭》，称宋慈为官“禄万石，位方伯”，却“家无钗泽，厩无驵骏”，萧然终身。赞宋慈“奉使四路，皆司臬[niè]事。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滑甚威。”并把宋慈与同时代的辛弃疾并称，说他“可与辛(弃疾)、王二公相颉颃[háng]”。
前苏联出版的《法医学史及法医检验》一书将宋慈画像刻印于卷首，尊宋慈为“法医学奠基人”。
《建阳县志》评价宋慈：“居官以民命为重，谓刑狱一有不决之疑，必多所失。”

人物争议
宋慈的友人刘克庄，在其所著的《宋经略墓志铭》中提到宋慈于淳祐六年（1246年）三月七日逝世，享年六十四岁。这一说法在清代学者陆心源的《宋史翼》中得到了延续。然而，当查看宋慈自己所写的《洗冤集录》自序，其中的日期“淳祐丁未嘉平节前十日”表明，宋慈的去世时间应在淳祐七年（1247年）之后。因此，《宋经略墓志铭》中的记载存在疑问，这可能是刘克庄的记录错误，或者在书籍的刊刻过程中出现了误差。现代学者诸葛计和朱家源对宋慈的去世时间提出了不同的推测。诸葛计认为宋慈可能卒于淳祐十一年（1251年），而朱家源则猜测，由于刊书时可能出现的错别字，“淳祐”可能是“宝祐”的误写，因此宋慈可能是在宝祐六年（1258年）去世。然而，这两种观点都缺乏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因此难以让人完全信服。
现代学术界主流观点倾向于宋慈于淳祐九年（1249年）去世，认为《宋经略墓志铭》中的“六”字实为“九”之误写。在此基础上，田振洪指出，宋慈在担任广帅期间，主持了淳祐九年（1249年）秋的鹿鸣宴，并在次年正月尽管身体不适，仍亲自赴场主持释菜礼。他推测，宋慈因过度劳累而在不久后离世。因此，田振洪认为《宋经略墓志铭》中提及的“淳祐六年三月七日终于州治”中的“六”字，实际上可能是“十”之误，意味着宋慈应该是在“淳祐十年（1250年）三月七日”去世。

吴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他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吴谦奉旨后，下令征集全国 的各种新旧医书，并挑选了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70多位官员共同编修。历时三年的时间， 终于编辑完成。

　　中文名称：吴谦
　　英文名称：Wu Qian
　　定义：清代医学家。编撰《医宗金鉴》。
　　所属学科：中医药学（一级学科）；
　　　　　　　医史文献（二级学科）；
　　　　　　　医家（三级学科）。

　　吴谦（1689～1748年），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简要的一种。

　　吴谦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陈止敬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命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作为总修官，吴谦为《医宗金鉴》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

　　吴谦崇尚仲景学说。在撰著《医宗金鉴》时，他参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

　　的20余位医家的著述，对这二部经典著作的原文逐条加以注释，汇集诸注家之阐发，撰成《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7卷、《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8卷，列为《医宗金鉴》全书之首。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皇帝务求标榜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编写。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编撰中，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

　　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这部书还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读者的欢迎。

　　《医宗金鉴》是作者们对18世纪以前的历代医学著作加以校订、删补，并节录编辑而成书的，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医宗金鉴》一书，从医学文献校订整理的角度体现了宫廷医学的学术水准和成就。

　　吴谦的生平

　　吴谦吴谦字六吉，清代著名医家，生活于康乾时期。安徽歙县人氏，与张璐、喻昌并称为清初三大名医之一。清朝乾隆年间，吴谦为宫廷御医，1736年以后任太医院判（太医院副院长、官阶正五品）。由于吴谦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受到朝廷上下广泛赞誉，加之又屡屡治愈皇亲国戚们的顽疾，乾隆皇帝对其十分的赏识和器重。乾隆帝曾经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吴谦品学兼优，非同凡医，尔等皆当亲敬之”。

　　吴谦博学多才，临床经验丰富，德艺双馨。他一贯谦虚好学，熟读古今医籍。善于总结经验。相传吴谦早年行医曾遇一骨折病人，由于久治不愈，吴谦深感歉疚。后来吴谦听说一位民间医生治愈了其疾，便不辞劳累，几次翻山越岭步行五十多里地去登门求教，学习治疾的技艺。一般来说。医疗技艺是不外传的，但吴谦的谦逊与好学感动了那位山间医生，于是授之于整骨手法及药方。此后。吴谦受到启发，又先后师事十多位民间医生，博采各家之长，从而练就了自已娴熟的技法。为他后来进入太医院及主持编纂《医宗金鉴》大型系例丛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乾隆元年（1736年），清高宗亲政。这个时期，城市手工业中已经有了资本立义的萌芽，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与内容，虽仍有抱残守阙之人，但大多医家能继承创新，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尤其大批知识分子弃儒从医，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于是，清政府为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下昭编纂医籍，称“此乃万世寿民公事”。乾隆四年（1739年）11月17日，下谕旨“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要求太医院组织编写一部大型综合性医书。太医院使（院长）钱斗保等接旨后，召集太医院医官们商讨研究，组织搭建编写班子，拟定执行办法。同时上奏要求将皇宫珍藏的所有医学书籍全部交于太医院整理，并通令全国征集各地家藏的医书和民间验方。方案上呈后经乾隆皇帝批准并钦定吴谦与同宦刘裕择为医书总修官（主编），开始整理编辑医学类丛书。根据编写计划，吴谦等“分门聚类。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余蕴，补其未备”（卷首奏疏），采取历代各家论述之长，系统加以整理，前后历时三年时间，于乾隆七年（1742年）将医书编写完成，乾隆皇帝亲自为该书赐名为《医宗金鉴》。

　　吴谦的医学成就

　　《医宗金鉴》全书包括医学各科共十五种，九十卷。书的内容丰富完备，叙述系统扼要，议论精确，有叙说、有图谱、有验方、有议论，便于学者记诵，力求学以致用，为内、外、妇、儿、眼、伤、针灸各科之完备的巨著，集我国古代医籍文献之大成。其中《订正伤寒论注》十七卷和《订正金匮要略注》八卷为吴谦亲自编注。他在深入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基础上，参阅了乾隆以前上自三皇下至当朝20余位著名医家的论述和心法要诀，自为删定，修正错误，详审注释。以歌诀的体裁概括疾病诸证的辨证论治理论，切于实际，又易学易用，且阐发了原文的深奥意义，是研究《伤寒》和《金匮》的经典著作之一。故清代著名医家徐灵胎评价《医宗金鉴》“此书条理清楚，议论平和，熟读是书。足以名世。”

　　《医宗金鉴》于1742年一经刊行，深受当世与后代中医界的重视，盛赞此书“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古今医学之书，此其集大成矣。”清廷曾将此书作为太医院的必修教材，俞慎初在《中国医学简史》中赞扬《医宗金鉴》为“一部很好的入门书，200年来一直沿用。至今还是医者必备的重要参考文献。”

　　吴谦的学术思想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治学态度严谨认真，虽然尊古但又不泥守前人旧说。表现在：

　　1、阐发《金匮要略》奥义，不落俗说。吴谦鉴于《金匮要略》词精义奥，不易理解的特点，加上历代对其中的注释较少，于是决定对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原著进行订正，对其失次者序之，残缺者补之，并博采群书，详加注释。意在使后学者不为俗说所误。做到知仲景能治伤寒，未尝不能治杂证。对于《金匮要略》条文的注释阐发，他不泥守前人之说，认为凡经中错简遗误，文义不属，应改、补、删、移者，审辨精核，皆详于本条经文之下。对于文义不，难以注释者，则另设一卷，列正误存疑篇，以作参考。其编著次第，首先是经文，其次是注释，过后是集注，再就是方药，最后是方解集注。层次清楚明白，一目了然。大凡他的注语，都很简易明显。他在发挥经旨时，间或有旁证博引，采撷各注家的精粹，让人读后，既能深刻明白经旨大义，也能感到经义实用。

　　2、据古义而能变通，寒热攻补不执成见。吴谦鉴于《金匮要略》的词精义奥，不易理解的特点，因而采用了清代以前的20多家的医学观点，相互参合印证，并且结合他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重订和注释。正如《四库全书提要》中评论的那样，认为吴谦能根据古义得其变通，参酌时宜必求验证，寒热不执成见，攻补无所偏施。这一评论是中肯允当的。吴谦订正《金匮要略》原文的目的，是在于使张仲景的立法处方思想得以明晰晓畅，为世人所接受，从而广泛地用以指导临床实践。

　　总之，吴谦主持编纂的医书为传世之作，内容全面系统而精要，切合临床实际，因而深受医学界的欢迎。由此，他为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称其名医留存史册，是当之无愧的。另外，对于他那种学古书而不拘泥于古书所言的学习方法是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应该好好把握并应用它。

扁鹊(约公元前5世纪~约公元前4世纪)，姬姓，秦氏，名越人。渤海郡鄚[mào]地（今河北任丘县，一说为卢地，即今山东长清区）人，春秋战国时期名医。
据《史记》记载，扁鹊早年师从长桑君，得其秘方医书。之后周游列国，行医治病。在晋国，他治好了晋国大夫赵简子的不醒之症，获赐良田四万亩。在虢[guó]国，他治好了虢国太子的“尸蹶”之症，令虢国太子“起死回生”；在齐国，扁鹊三见齐桓侯，言其有病，不治将会加重，但齐桓侯不信，不久，齐桓侯病入骨髓，不治而亡。扁鹊因为医术精妙，名扬天下，而且每到一地，都能根据当地的风俗调整自己的诊治对象。在邯郸，他做妇科医生；在洛阳，他做治疗耳、目、风湿病的医生；在咸阳，他又做儿科医生。后来，秦国太医令李醯因为嫉恨扁鹊的医术，派人暗杀了扁鹊。扁鹊著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均已佚失。2012年，成都地铁三号线修至天回镇时，发现一处西汉墓葬。出土了大量医学简牍[dú]，即天回医简。医简涉及医学理论、治法、成方制剂文献等内容，构成了一门系统的医学体系。
扁鹊奠定了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诊法的基础，是脉学的创始人，并被认为是“方者之宗”，医学界称扁鹊为“古代医学的奠基者”。他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医学学派——扁鹊学派，并培养了子豹、子阳、子明、子游等弟子，开创了民间医学教育。在医学思想方面，他首先提出以阴阳来解释病因，并将脏腑与经络学说结合在一起诊治疾病；他反对巫术，提倡预防思想，并提出“六不治”之说，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认为，后世把脉诊病的方法，是承袭了扁鹊的理论；范文澜称扁鹊是“总结医学经验的第一人，也是切脉治病的第一人”

人物生平
拜师长桑君
据《史记》记载，扁鹊年轻时，曾替人管理旅店。有一天，一位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店中投宿，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恭敬地招待他。长桑君也觉得扁鹊不是普通人，在以后的十余年中始终和他保持联系。 有一天，长桑君又来到了旅店，并把扁鹊找来闲谈。长桑君告诉扁鹊，自己有祖传的秘方，现在年纪大了，不想把它们带到坟墓里去，因为了解扁鹊的人品，就想把秘方传给扁鹊，但是要求扁鹊不许泄露出去。扁鹊连忙答应。长桑君从怀里拿出一包药交给扁鹊，让他用草木上的露水送服，这样，三十天后，他就能通晓各种药理、洞察一切。之后，长桑君把自己全部的秘方和医书都交给了扁鹊。扁鹊按照长桑君的交代，接连服药三十日，三十天之后，他能够隔着墙看到墙另一边的人，而且能隔着衣服看清人的五脏六腑。为了不泄露自己的特殊本领，扁鹊仍沿用古人传统的把脉问诊的方法作为掩饰。之后，扁鹊四处为人看病，有时到齐国，有时到赵国。在赵国时，他自称为扁鹊。
医治赵简子
据《史记》记载，晋昭公时，晋国由大夫赵简子独揽国政。有一次，赵简子病了，昏迷五天不醒，大夫们就把扁鹊召来诊病。扁鹊为赵简子检查以后，赵简子的属臣董安于上前询问扁鹊。扁鹊认为赵简子血脉正常，并说秦穆公过去也得过此病，且一连昏睡七天才醒过来。当时，秦穆公醒来后告诉属下公孙支和子舆，说天帝告诉他，晋国不久就会大乱，后世五代都不得安宁，但以后会有一代君主称霸诸侯，只是，这位君主不等年迈就会死去，而他的儿子将会荒淫无度。公孙支把秦穆公所说的话记录并收藏了起来，后来，晋国果然像秦穆公说的那样：晋献公淫乱，晋文公称霸，而晋襄公在毅山打败了秦军之后，就开始放纵肉欲。扁鹊认为赵简子患的和秦穆公是同一种病，不出三天他一定会醒来，醒后也一定有话对属臣们说。两天半后，赵简子果然醒来，然后对身边的大夫们说，天帝告诉他，晋国将一代比一代衰落，七代之后晋国就会灭亡，秦国赢氏将在范魁（今山东梁山县西北）西部大败周朝，但并不能占有周朝。听了赵简子的话后，董安于也如实地记下并收藏好。接着各位大夫又把扁鹊为赵简子诊病的情况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觉得扁鹊是神医，于是赐给扁鹊良田四万亩。
医治虢国太子
据《史记》记载，有一次，扁鹊外出行医路过虢国，见虢国上下一片忙乱，就问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他是太子刚刚死去，国人正准备为他办理丧事。扁鹊来到宫门前，恰好碰到精通医术的中庶子从宫中出来。扁鹊就问他太子是得什么病死的，中庶子回答说是气血不和的病症。扁鹊又问太子死了多长时间，中庶子回答说是鸡叫时死的，且尸体还没有装殓。扁鹊就让中庶子进宫替他通报，说他能使太子活过来。中庶子却不相信。扁鹊解释说，他行医不用诊脉、看气色、听声音、看形态，就能说出病源所在。因为根据疾病外在的表现可以推知内在的原因；根据内在的原因也能推知外在的表现；而人体内如果有病，就会从体表反映出来，所以，可以据此诊断千里之外的病人。扁鹊又告诉中庶子，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在欺骗他，他可以试着再次进宫诊视太子，太子一定是耳中有响、鼻孔微动，顺着两腿摸到阴部，那里应该还是温热的。于是，中庶子入宫又给太子重新检查了一遍，果然一切如扁鹊所言，于是他便把扁鹊的话报告给了虢国国君。
虢君听后就请扁鹊入宫为太子诊治。扁鹊告诉虢国国君，太子得的不过是常说的“尸蹶”而已。扁鹊命弟子子阳磨石针，找准太子的穴百汇下针。过了一会儿，太子就醒来了。接着，扁鹊又让另一个弟子子豹准备能入体五分的药熨，再加上八减方的药剂混合煎煮，在太子两胁下交替熨敷。然后，太子就能够坐起来了。扁鹊又进一步为太子调和阴阳，仅仅吃了二十天汤剂，太子就完全康复了。自从扁鹊治好了虢国太子的病后，天下人都认为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听说以后，说自己并不能使人起死回生，是他本就应该活下去，自己所做的不过是让他站起来而已。
见齐桓侯
据《史记》记载，有一次，扁鹊路过齐国，齐桓侯留他做客。扁鹊见到齐桓侯后，看了他的脸色，说齐桓侯有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就会发展。齐桓侯却说自己没病。扁鹊走后，齐桓侯对群臣说，医生都喜爱功利，想把没病的人说成是自己治疗的功绩。五天以后，扁鹊再见齐桓侯，说齐桓侯的病已经在血脉里，不治恐怕会深入体内。齐桓侯还是说自己没病。又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说齐桓侯的病已经进入肠胃之间，不治将会侵入体内。齐桓侯没有理他。又过了五天，扁鹊来见齐桓侯。但这次他看到齐桓侯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齐恒侯派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扁鹊回答，如果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可以用汤药治愈；在血脉中，可以用针灸去除；在肠胃之间，用药酒也能治愈。但如果病情进入了骨髓，就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没有办法了。他认为齐桓侯的病已经进入骨髓，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所以不再请求给他治病。五天以后，齐桓侯果真病倒了。他立即派人去请扁鹊，但扁鹊已经逃离齐国。没多久，齐桓侯就病死了。
遇刺身亡
据《史记》记载，扁鹊成为名医后，每到一地都能根据当地的风俗调整自己的诊治对象。他到邯郸时，听说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妇科医生；他到洛阳时，听说当地人敬重老年人，就做治疗耳、目、风湿病的医生。当他来到咸阳时，听说秦人爱护孩子，就做儿科医生。秦国的宫廷太医令李醯因为嫉妒扁鹊的医术，就派人暗杀了扁鹊。

医学成就
医学著作
《汉书·艺文志》载，扁鹊著有《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均已失传。现存《难经》系后人托名扁鹊的作品，但有学者认为，《难经》即使不是扁鹊本人所写，也一定是其学术继承者或虔诚的信徒记其师说而成。
诊疗技术
扁鹊把经络知识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法”。他医术全面，擅长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尤其是脉学。扁鹊之前的医学家已经开始通过脉象来了解病情，但过去的切脉手法是顺着人体的血脉由浅入深地触按，扁鹊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医学成果，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由表入里传向脏腑，创立了“诊脉独取寸口”法以及寸关尺定位法。他通过观察病人的脉搏跳动，诊断出疾病的性质和轻重缓急，从而辨证施诊对症下药形成了独特的切脉诊断技术。扁鹊医学早期脉诊以察脉色、按脉形为主，中期脉形与脉气合参，后期则以诊脉动候脉气为主；扁鹊将不同的诊法互通、移植，用于“标本诊法”中，治疗手段以砭灸、方药为主，治疗原则强调“补虚泻实”。

医学思想
阴阳论病
在中国医学史上，扁鹊首先提出以阴阳来解释病因。扁鹊认为阴阳不协调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因素，治疗须调节机体阴阳平衡。医疗实践中，他用这种理论解释虢太子的尸蹶之症。在辨证施治时，他能够“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
脏腑经络论病
扁鹊将脏腑与经络学说结合在一起，分析病因病机，并提出脏腑与经络、脏腑与脏腑之间需要用经脉联络。《史记》中明确记述了扁鹊能正确循经取穴进行针刺治疗的技术。他不仅运用阴阳学说来分析疾病，而且还具体地把阴阳学说引申到人体经络、脏器、气血各个方面，第一次提出了病邪沿经络的循行与脏器的浅深、由表入里进行传变的理论。
反对巫术
医与巫最早相互混同，甚至是合体的，继而相互斗争，再后来是分道扬镳[biāo]，形成独立的医学。巫提倡鬼神病因论，判断疾病的办法法是“问卜”，治疗疾病的办法是祈祷或祝咒类法术。迷信的巫术妨碍了医学的发展，扁鹊反对鬼神迷信，提出“信巫不信医者不治”，与巫术作斗争。范文澜认为，扁鹊著《难经》用人体解剖来阐明脉理和病理，完全脱离了鬼神的影响；医巫分业以后，扁鹊是总结医学经验的第一人，又是切脉治病的第一人。
预防思想
扁鹊望齐桓侯面色的变化，预知疾病的发展情况，并劝告齐桓侯及早治疗，反映了他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微杜渐的预防思想。在《鹖冠子》所载魏文王问扁鹊的故事中，扁鹊认为，“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即长兄总是在疾病尚未形成之前，就能敏锐地辨识人体脏腑阴阳气血之违和，然后通过指导患者的饮食、起居、情绪等，将疾病消弭于萌芽状态，所以长兄的医术最高。这体现了扁鹊“治未病”的预防思想。“治未病”思想的实质是重视预防保健和早期治疗的思想，它跳出有病治病的对抗性思维的局限，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以维护健康为目的而不是以治病为目的。
“六不治”之说
扁鹊提出的“六不治”之说，为治病树立了规范。“六不治”即为人傲慢不讲道理；轻视身体看重钱财；衣着饮食不能调节适当；阴阳错乱，五脏功能不正常；形体羸弱而不能服药；迷信巫术不相信医术。扁鹊认为，以上情况有其一者，医生就很难医治。“六不治”之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诊治理念，同时它也是扁鹊在面临所处时代的医疗技术和水平非常有限的情形下形成的医疗感悟。
扁鹊“六不治”：背后的诊疗智慧
历史评价
司马迁认为，后世把脉诊病的方法，是承袭了扁鹊的理论。
日本医师滕惟寅认为，扁鹊是上古的神医。
史学家范文澜称扁鹊是“总结医学经验的第一人，也是切脉治病的第一人”。
学者李伯聪认为，扁鹊是中医之“医宗”。
学者史兰华认为，扁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医学家，他总结和发挥了前人的经验，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
后世影响
古代医学奠基者
扁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考的民间医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传记的医学家。扁鹊是脉学的创始人，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中国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留下的《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与《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白氏《内经》《外经》《旁篇》，一同被《汉书·艺文志》列为“医经七家”。两汉时期，社会舆论普遍尊扁鹊为“方者之宗”。扁鹊的医学经验，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中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称扁鹊为“古代医学的奠基者”。
创立扁鹊学派
扁鹊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个医学学派——扁鹊学派，他培养了子豹、子阳、子明、子游等弟子，开创了民间医学教育，也由此产生了以扁鹊为核心的医学流派，李伯聪称其为“中医史上的第一医学学派”。扁鹊学派著有《难经》（东汉时期），《中藏经》（六朝时期），《诸氏遗书》和《扁鹊心书》（宋朝）等著作。扁鹊学派还创立了脉学，奠定了四诊的基础；开创了中药学，发展了方剂学；在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临床医疗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扁鹊学派传承体系
相关争议
关于扁鹊其人
扁鹊的相关记载散见于秦汉时期诸多典籍之中，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及《韩非子》《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关于扁鹊的名号，从古代开始就有不同的认识。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清代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都认为有两位扁鹊。现代学者对扁鹊的名号的看法，也争论不一。
一位扁鹊说。黄竹斋在《秦越人事迹考》中通过考证扁鹊的事迹，认为只有一位扁鹊。赵玉青等在《中国的医圣扁鹊——秦越人》中认为，扁鹊是秦越人在赵行医时的绰号，即扁鹊就是秦越人。
两位扁鹊说。李伯聪在《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中考证认为，以“扁鹊”闻名的医生有两人，一位是为赵简子诊病的；另一位是为秦武王治病，并被李醯暗杀的。
多位扁鹊说。张慰丰在《再探扁鹊之活动年代与事迹》中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医学正经历着一个大变动时期，民间医学崛起，重视临证经验，抛弃了巫术迷信，而经验医学要战胜巫术迷信，决非一时一人所能完成，所以，“扁鹊”乃当时医生通用的名称或标帜。刘鹏在《扁鹊、扁鹊医派与扁鹊文化探析》中认为扁鹊是对某些具有高超医术大家的总称。东人达在《扁鹊小考》中也认为存在多位扁鹊。在今山东一带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出现数幅人首鸟身图，手持砭石，因此叶又新在《神医画象石刻考》中认为，施行针刺之术者，为史书记载中的扁鹊。但日本学者滕惟寅在《扁鹊仓公列传割解》中认为，扁鹊是良医的通称，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医药史话》等均采此说。
扁鹊图腾说。杨金萍认为扁鹊名号与早期东夷鸟图腾有着密切关系。刘敦愿认为，扁鹊有两种涵义：一为上古时之扁鹊氏族，代表了早期的鸟图腾，而其氏族以善针砭而命名。
关于扁鹊的里籍
山东说。关于扁鹊的里籍，《史记》记载“臣齐渤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其后，《战国策·秦策》高诱注、扬雄《法言》、《汉书·高帝纪》韦昭注等都认为扁鹊生于卢（今山东长清县）为卢医，是战国时齐国卢地人。唐代房玄龄《晋书》、杨玄操《黄帝八十一难注》、张守节《史记正义》认为：“卢，扁鹊所生”，“家于卢，因命之曰卢医”。柳宗元《柳河东集》更认为，扁鹊为卢人，故医多卢。清代张文虎在《史记札记》中对《史记》“扁鹊者，勃海郑人也”一语进行辨析，指出扁鹊时尚无勃海郡之建置，“郡”字为后人染指误赘。民国期间，1908-1925年编辑出版的《辞源》、1915-1935年编辑出版的《辞海》都释扁鹊为“勃海郡人，家于卢国，又名卢医”。当代学者卢南乔认为：“《史记·扁鹊传》开篇就说‘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当时勃海非郡，郑又不属勃海，是郡字为衍文。”再加上《史记》中，扁鹊自云：“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因此，“勃海郡”应为“勃海’，“郑人”即家在于郑。所以，扁鹊是齐国而家于郑。史兰华也认为，“扁鹊地当以齐勃海为正”。此外，何爱华、宋长贵都认同秦越人是勃海卢人之说。2019年发表于《管子学刊》的《医祖扁鹊其人其事新考》一文认为，扁鹊姓秦，其里籍为渤海之卢国。
河北说。对于《史记》中“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的记载，东晋徐广著《史记音义》推断“郑”当为“鄚”。后南朝裴骃著《史记集解》引述其说。唐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以勃海无郑县为由，肯定徐说。因此，有扁鹊在河北之说。当代学者曹东义也认为，“扁鹊秦越人是今河北任丘县鄚州人。”郭世余在《对扁鹊里籍的点滴吾见》中认为，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八《周礼音义》云：“扁鹊，《史记》云‘姓秦名少齐’”。因此，所谓“齐”字，非指“齐国”。又据宋代《太平襄宇记》移载唐代《元和郡县志》云：“莫州，汉郡县，《史记》扁鹊此地人也”等史料认为，扁鹊姓秦氏，名越人，是赵国人，其里籍为汉初时勃海郡之鄚县。
关于扁鹊的活动年代
据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一书所述，《史记》中扁鹊事迹的主要年代为：治虢国太子尸厥，发生于公元前655年之前；为赵简子诊病发生于公元前501年；诊齐桓侯诊病，发生于公元前357年；扁鹊“来入咸阳”，不可能早于公元前350年。据以上四个事件的年代推算，扁鹊从事医学活动的年代持续达三百年以上。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扁鹊曾望蔡桓侯之色。蔡桓侯死于公元前695年。据《战国策·秦策》，扁鹊曾为秦武王诊病。秦武王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6年在位。如果根据这两个事件的年代推算，则扁鹊诊秦武王时年龄就超过了四百岁。
由于关于扁鹊活动年代的记载有矛盾之处，所以，对于扁鹊生活的年代，古今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郎需才认为扁鹊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人，即“春秋初期说”；龙伯坚、李亚农、李伯聪等人认为扁鹊与赵简子大体同时，即春秋末期说；章次公、卢南乔等人认为扁鹊与秦武王大体同时，即“战国中期”说，同时，李伯聪根据扁鹊诊秦武王一事，认为“战国中期说”也是言而有据的。
关于蔡桓公与齐桓侯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扁鹊见齐桓侯之事的记载；在《韩非子·喻老篇》中，对此事的记载大体相同，但齐桓侯作蔡桓公。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认为齐桓侯是战国时的齐桓公田午；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zuǎn]的《古文鉴赏辞典》中则认为，蔡桓公即蔡桓候，为春秋时蔡国（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国君，于公元前714年至公元前695年在位，比扁鹊早近二百年，时间不合；至于《史记》中所载的齐桓侯，实际上，齐国并没有桓侯。因为人物和时间的矛盾，李伯聪认为，《史记》中记载的见齐桓侯之事是司马迁抄录《韩非子》而略有改动后形成的，此事非真实历史事件；朗需才认为《韩非子·喻老篇》所载的扁鹊见蔡桓公之事为一个寓言故事，非真实事件。
轶事典故
扁鹊换心[h]
鲁国的公扈和赵国的齐婴患有疾病，一同请扁鹊为其治疗。扁鹊给他们医治，二人同时痊愈以后，扁鹊对他们说：“你们先前得的病，是从外表侵入到五脏六腑的，所以用药物就能治好。但现在你们还得了一种先天性疾病，与身体一道生长，我给你们治疗，怎么样？”
公扈和齐婴说：“希望先听听这种病的症状。”扁鹊对公扈说：“你心志强盛却气质柔弱，所以你多智谋而欠果断；齐婴心志柔弱但气质坚强，所以智谋少而好专断。如果把你们二人的心对换一下，两方面就都很好了。”
于是，扁鹊给二人服下麻醉药酒，让他们昏迷三天，接着打开他们的胸膛，取出心脏，互换位置，然后重新装上，并给他们服用一种神奇的药，他们醒来后恢复得和原来一样。两人便告辞回家。
公扈回到了齐婴家里，并据有了他的妻子儿女，齐婴的妻子儿女不认识公扈；齐婴也回到了公扈的家里，并据有了他的妻子儿女，公扈的妻子儿女也不认识齐婴。两家因此而争辩起来，还请求扁鹊辨别，扁鹊说明了事情的原因，争辩才停止。 
扁鹊见秦武王[i]
据《战国策》记载，扁鹊面见秦武王，秦武王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扁鹊，于是，扁鹊请求为其医治。但武王的近臣却说：“您的病处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即使进行治疗，也未必能治好，反而可能会使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不见。”秦武王把近臣的话转述给了扁鹊，扁鹊听后很生气，他扔掉手中的石针，说：“您先与懂医道的人商量治病，之后又与不懂得医道的人商量，这样的做法会破坏治疗。如果让这种人执掌秦国的政权，君王的一个举动就可能会亡国呀。”
谁最擅医[j]
据《鹖冠子》记载，魏文侯问扁鹊，说：“你们兄弟三个，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回答说：“长兄的医术最高明，中兄次之，我的医术最差。”魏文侯说：“可以具体说说吗?”扁鹊说：“长兄看病时观察病人的神色，疾病还没有形成就被他治好了，所以他的名声不出家门；中兄看病时，在病情刚出现端倪的时候就能把病治好，所以他的名声不出里巷；而我要针刺血脉、内投药物、外傅肌肤，所以名扬诸侯。”
扁鹊与巫医[h]
据《新语》记载，扁鹊居住在宋国的时候，得罪了宋国的国君，因此逃到卫国。他得知有一个卫国人病得将要死去，便亲自上门为他治病。但是，这个卫国人的父亲对扁鹊说：“我儿子病情非常严重，我将会给他请好的医生治疗，他的病情不是你能诊治的。”之后，他请巫医为儿子求福请命，并对扁鹊诅咒。最终，巫医没能救治患者，这个卫国人因病重而死。
后世纪念
临潼扁鹊墓、扁鹊纪念馆
扁鹊雕像
位于陕西临潼县纸李乡南陈村，距秦始皇兵俑博物馆只有4公里。相传，扁鹊被害的地方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三十华里的戏河沟东岸。1962年，经西安中医研究院院长宋伯让教授会同临潼县文化部门有关人员多次调查论证后，确认了扁鹊墓的位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临潼县在墓区修建了扁鹊纪念馆，重修了扁鹊墓冢、树立了纪念碑、修建了扁鹊大殿、并雕塑了扁鹊铜像。
扁鹊纪念馆概览
内丘扁鹊墓、扁鹊庙
位于河北内丘太行山东麓。此地修有扁鹊庙，整个庙区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410米，东西宽200米，占地面积82000平方米。扁鹊墓位于庙区西侧，至今尚显当年开凿棺坑的迹象。相传此地就是扁鹊头颅埋葬的地方。1994年6月重新修建扁鹊墓，形制为馒头形，八边形砖砌墓顶，下设砖砌墓室。墓前立有墓碑，为元中统二年即1261年所立，上刻“神应王扁鹊之墓”。周围翠柏林立，庄重肃穆。
内丘扁鹊墓
济南扁鹊墓、鹊山
位于济南北郊黄河北岸鹊山西麓。鹊山由扁鹊而得名。扁鹊墓为土筑，封土高约1米，直径约8米。墓前有石碑一通，上刻“春秋卢医扁鹊墓，乾隆十八年二月增有寿重整”。另有康熙三年石碑一通，高1.6米，宽0.55米，碑文字迹已不清。墓前原有钟鼓石，敲打时发出钟鼓声。山凹中，昔有砖石砌墙，墙上挂有篇帘，内砌炉灶，相传扁鹊炼丹于此。
此外，还有河南汤阴县扁鹊墓，山西永济县扁鹊墓等等。
诗咏
在河南伏道村扁鹊庙的墙上，有一首关于扁鹊的诗，既概括了扁鹊的一生，又寄托了后人的哀思，诗文如下：
昔为舍长时，方伎未可录。一遇长桑君，古今皆叹服。
天地为至仁，既死不能复。先生妙药石，起虢效何速。
日月为至明，覆盆不能烛。先生具正眼，毫厘窥肺腹。
谁知造物者，祸福相倚伏。平生活人手，反受庸医辱。
千年庙前水，犹学上池绿。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
扁鹊大道
内丘扁鹊大道
扁鹊大道位于河北内丘县，全长30千米。
艺术形象
民间形象
汉画像石《扁鹊行医图》
在民间，扁鹊被视为“药王”，四月二十八日为其生日。清顾铁卿《清嘉录》有记：“（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生日。”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祭祀扁鹊的活动；到宋代，扁鹊祭祀得到国家支持，宋仁宗封扁鹊为灵应侯。
画像石形象
扁鹊针灸画像石
在山东微山、济南等地出土的神医画像石刻中，扁鹊是人手人面、头戴冠帻、鸟身禽立、一束长尾的神人，画像石的内容为扁鹊行医的题材，画面中可以看到扁鹊为病人切脉，以及扁鹊拿着砭针为患者针灸。
影视形象
1985年出品的电影《神医扁鹊》中，葛典玉饰演扁鹊。

孙思邈（公元541年-公元682年，存在争议），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孙思邈天资聪颖，有悬壶济世之志，曾在周宣帝时期朝廷多有变乱时，于太白山隐居，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奉召入京。他在行医期间著有《千金方》等医学著作，对后世医学影响深远。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孙思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孙思邈去世。

早年经历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他七岁时进入学堂，一天能背诵上千字的课文。二十岁弱冠之时，孙思邈就能谈论庄子、老子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并且喜好阅读佛经。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到孙思邈，称他是个神童，只是遗憾他本领太大，难以在这个小地方得到展示。
北周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孙思邈因周宣帝时期朝廷经常发生变乱，在太白山隐居。他一方面苦心钻研医术，另一方面又亲自采集药草，验证各种民间药方，同时又热心为人治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孙思邈近30年的行医经历被他编撰成书，也就是《千金方》，共30卷，分233门，约53万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隋文帝杨坚辅政北周时，征召孙思邈为国子博士，孙思邈以生病为由没有接受征召。他曾经对亲近的朋友说，五十年之后，将会有圣人出现，那时候我才会帮助他救济百姓、治理天下。
奉召进京
等到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李世民征召孙思邈进京，感叹他的容貌气色堪比少年。李世民想要授予他爵位，而孙思邈坚决不接受。唐高宗李治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时，高宗召见孙思邈，想要拜他为谏议大夫，孙思邈又坚决谢绝，只将弟子刘神威推荐进太医院。著《唐新草》，为首部国药典，赐“炬医传承”之匾。一炬圣火仁医传承，备前人之美尽华夏而弘之，后裔也曰华医传承。
晚年与逝世
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孙思邈因病请求归乡，高宗特意赐给他良马，将鄱阳公主的居所赐给他居住。当时著名士人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都按照拜见师长的标准侍奉他。之后，他回到华原县五台山继续著述。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孙思邈去世。遗嘱中孙思邈要求葬礼从简，不用冥器陪葬，不用牲畜祭祀。据《旧唐书》记载，孙思邈死后一个多月容貌没有改变，人们将他的遗体抬入木棺中感觉只有一件空衣服的重量，当时的人都感到惊异。
医学成就
医术成就
孙思邈在外科疾病治疗上有独创的见解,主要表现在用药的特点及形式的多样性。他对外科疾病的诊断运用整体思想,审证求因,四诊合参,断病之浅深,对后世外科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孙思邈在内科方面继前人成就，对疾病分类诊断、治疗都有科学建树，他重科学、重预防，发展养生长寿之道，融汇儒释道的养生精华提出“治未病”的思想，对继承和发掘中国医学遗产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思邈在妇科和儿科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把妇人病置于诸病之首。《千金要方》中有关妇科的内容极为丰富，孙思邈认真研究了妇人生理、病理特点，对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漏、带下等病皆作了系统的论述，不失为一部妇科专著，为后世中医妇科学的分科奠定了宝贵基础。在儿科方面，孙思邈提倡小儿疾病独立分科，主张合理喂养调摄，重视儿科的护理保健等。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对儿科专科论述，使儿科有了独立的内容，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儿科学专著，对后世儿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医学儿科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医渊源
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翼方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医学的理论渊源：“原夫神医秘术,至赜[zé]参于道枢。”在孙思邈看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产生于几千年来的医疗实践经验和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其中“道枢”便是“道”的枢纽，囊括了道家哲学思想的真谛，他揭示了中国医学理论形成的内在规律——中医理论就是医学与哲学结合的哲理医学。
医德建设
孙思邈在其所著的《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较为系统完整地提出了中医的医德建设。孙思邈的医德原则包含以下七点：一是要视人一等，皆如至亲；二是要不畏危险，一心赴救；三是要临事不惑，审谛覃思；四是不得喜笑喧哗，贪食美味；五是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六是不得恃己所长，经略财物；七是不得投其所好，投以珍贵之药。
医易思想
孙思邈曾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提出要成为大医，学习《周易》是重中之重。孙思邈运用易学的思维方式构建了含有易学元素的医学理论体系。其中包含“中和”的治疗观，他认为用药、治病、医者都需要做到“中和”，即药性、药量要适中，医者也应始终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态；“养性”为要的养生观，体现其对养性的重视，多思、多虑、多欲会导致神智懈怠、五脏六腑不得安宁，积极养神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才合一”的整体观，孙思邈吸收《周易》天地人三才观念，他认为人是天地中的人，人与天地相应，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要顺应四时变化来指导用药、养生；“气一元论”的宇宙观，他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周易》象数思维的运用，孙思邈用《周易》中的取象比类，将人身之象比拟为国家之象，他还用运数比类法，通过外在的表现来判断机体内在变化。

针灸学
孙思邈在针灸学上曾做出巨大贡献。孙思邈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挥经穴理论，首次以彩色绘制经穴图；他在《内经》的基础上强调“治未病”（包含医未病之病、医欲病之病、医已病之病三层含义）的重要性，强调运用针灸防病；他提出灸有生熟说，艾炷小、壮数少为生灸，艾炷大、壮数多为熟灸，头面宜采用小生灸，四肢部、腰脊部宜小熟灸，胸背腹部宜大熟灸，具体壮数可视病情、体质灵活决定；他在临床上提倡针、灸、药并用，丰富了综合治疗的先进思想；他在总结古代文献各种刺灸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刺灸法理论。
医学著作
《旧唐书》中记载，孙思邈亲自为《老子》《庄子》编写注释，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流行于世。他还编撰了《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枕中素数》《会三教论》各一卷。其中《千金方》得以出版，又称《备急千金方》。
《千金方》成书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全书共30卷，分233门，合方论5300条，约53万字，由孙思邈潜心近30年写成。之所以取名《千金方》，是因为孙思邈认为人的生命贵于千金，而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殆[dài]，价值更胜于此。
《千金方》第一卷为总论，主要论述医德、本草、制药等；之后分列临床各科，计妇科2卷，儿科1卷，五官科1卷，内科15卷（其中10卷按脏腑分述），外科3卷；另有解毒急救2卷，食治养生2卷，脉学1卷及针灸2卷。《千金方》综合了《黄帝内经》及之后医学家的学说，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对日本和朝鲜的汉医也影响很大。据不完全统计，从元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千金方》共刊印了62次，仅次于《黄帝内经》。

评价
孙思邈作为隋唐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在医术方面造诣深厚，唐太宗李世民称其为“名魁大医”“百代之师”；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评价孙思邈“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对其颇为赞赏。在现代医学发展中，中医哲学家邓剑称孙思邈的学术思想和医学成就“发前人之所未发，启后人之枢要”，他的医学贡献为中国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葛洪（283年—363年），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汉族，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出身于世家望族。祖父曾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父亲葛悌曾为邵阳太守。16岁时，葛洪始读《孝经》《论语》《诗经》等，并受学于道士郑隐。葛洪年轻时曾从吴兴太守顾秘平定石冰之乱，但他无意功名利禄，不受封赏，却去洛阳寻求异书。后遇八王之乱，遂去广州避乱。之后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玉函方》《神仙传》等医学作品。

人物生平
葛洪出身江南士族，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13岁时丧父，家境渐贫，以砍柴所得，换回纸笔，在劳作之余抄书学习，常至深夜。乡人因而称其为抱朴之士，他遂以“抱朴子”为号。性格内向，不善交游，只闭门读书，涉猎甚广。葛玄曾师从炼丹家左慈学道，号葛仙公，以炼丹秘术传于弟子郑隐。葛洪约16岁时拜郑为师，因潜心向学，深得郑隐器重。郑隐的神仙、遁世思想对葛洪一生影响很大，自此有意归隐山林炼丹修道、著书立说。
晋永兴元年(304)葛洪加入吴兴太守顾秘的军队，任将兵都尉，与石冰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次年辞官往洛阳搜寻炼丹制药之书，但因陈敏盘据江东作乱，归途断绝，遂流落在徐、豫、荆、襄、江、广诸州之间。后葛洪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继而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以女儿鲍姑许配。
建兴二年(314)，葛洪返回家乡，隐居深山继续从事《抱朴子》的创作。
东晋开国，朝廷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
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葛洪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
咸和二年（327），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今广西北流县）县令。赴任途经广州，刺史邓岳表示愿供他原料在罗浮山炼丹，葛洪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他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因从学者日众，又增建东西北三庵（东庵九天观、西庵黄龙观、北庵酥醪[láo]观）。

著作
葛洪一生著述颇丰，《抱朴子》是其代表作。
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20卷，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ráng]邪却祸之事，总结晋代前的神仙方术，包含守一、行气、导引等，为医药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
全书将神仙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名教相联系，开融合儒、道两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先河。《抱朴子》的问世，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肘后备急方》四卷，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明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另有《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

主要成就
道教理论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mǐn]人之苦，赒[zhōu]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dù]胜己，不佞[nìng]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葛洪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他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医药学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他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葛洪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便宜，改变了之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我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发明，就受到《肘后备急方》的启发。
葛洪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明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化学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应。这也是现代化学的先声。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shēn]）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华佗（公元145年左右—约公元208年），字元化，又名华旉[fū]，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医学家，中国中医外科学创始人，和张仲景、董奉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华佗早年曾学习过儒家经典，但无心仕途，反而专注于方药研究。华佗一生行医各地，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声名远播，还被曹操征召为其治疗头风病。后因不愿受人役使，被曹操杀害。
华佗精于内、外、妇、儿科，尤为擅长外科，他研制出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开创中国全身麻醉法实施手术的先河，被后世尊称为“外科鼻祖”，他重视运养结合，创编的五禽戏，以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达到强身健康、未病先防的功效，至今长盛不衰。在医学思想上，华佗遵从于“天人相应”的思想观点，从而提出了“阳常宜盈”和“脾胃说”的医学理论，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根本，要想身体健康首先就是养好脾胃。这番论说被后世的易水学派和补土派分别奉为经典。华佗首创脏腑辨证的雏形，即论内伤杂病、虚实寒热，均从人体五脏六腑出发。这套体系，对后世医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华佗因为在外科、麻醉学及运动医学上的贡献，被美国学者尊称为中国的希波克拉底氏。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华佗早年曾在徐州游学，精通经书，沛相陈珪曾推举他为孝廉，太尉黄琬征召他为下属，华佗兼推拒不就。
中年行医
华佗精通医药，治病选取的配药不过几种，而且他能准确估算出药物的分量，一抓即准；所开具的药方总能药到病除。如需要针灸，也不过灸一两处穴位，每一处不超过七八次，病痛就能立即消除。当针刺进穴位时，如病人感觉到胀麻，华佗立马拔针，针取病就好了。如果疾病结成肿瘤在体内，上述的方法达不到效果时，华佗就会动手术割治。他会先让病人喝下自己配制的麻沸散，当病人毫无知觉时便动刀割取。病灶处清理干净后，缝上腹壁敷上药膏，四五天就能好转，一个月就能完全康复。华佗专心行医，足迹范围遍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治愈当时许多的疑难杂症，声名远播。
外科病例
彭城国（今江苏徐州市）国相夫人夜里入厕，手被毒虫蜇伤，痛得难以忍受无法入睡。华佗叫人把水烧热，让她把手伸在热水中，终于得以安睡；旁边的人不停换水，以保持水的热度。第二天，国相夫人手上的疼痛即完全消除。
有病人向华佗求医，华佗说：“您病得很严重，应当开腹取疾。然而您的寿命所余不过十年，病痛不会把您折磨致死，你就再忍十年，不值为此特意剖腹。”病人已经忍受不了痛苦，当下要求一定要剖腹除去病根。华佗随即动手，所病不久痊愈，可十年后，这人还是死了。
曹操患有头风病，每次发病，心中慌乱眼冒金星。听说华佗大名后，召他为自己治病。华佗用针扎膈俞穴，立刻就缓解了曹操头疼的症状。
内科病例
某郡有两位叫倪寻和李延办事员，曾同住在一起，两人都出现了头痛和身体发烧的症状。华佗说：“倪寻，应当使用泻下的药物排除体内的结滞；李延，则要让身体发出汗来。”有人问道为什么两者症状一样但治疗方法不同时，华佗解释道：“虽症状一样，但倪寻属于外实，李延属于内实，所以治疗方法有所不同。”随即分别给两人配药，第二天早上两人就恢复如常。
盐渎县（今江苏省盐城市）的严昕和几个人一起等候华佗，华佗到来后，看了看严昕然后问道：“您身体好吗？”严昕说：“和平常一样。”华佗说：“您的面部出现了急病的征兆，千万不能多喝酒。”严昕等人和华佗交谈结束后告辞回去，刚走出几里，突然头脑一阵眩晕，然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周围的人赶紧将他重新扶上车，送回家中，没想到第二天夜里严昕就因急病去世了。
督邮顿子献病后全愈，找华佗诊脉，华佗说：“您身体虚，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要过度劳累，尤其不能在这时同房，如果同房，还可能有性命之忧，而且临死时还会把舌头吐出来。”顿子献的妻子听说丈夫的病好了，千里迢迢地从外地赶来探望他，夫妻二人当晚就同房，三天后，顿子献果然发病，诚如当初华佗所说。
军队一个叫梅平的办事员生病后，被上级除名要求回家休养。他家住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走至离广陵还有二百里时，他去到一位亲戚家借宿，正好遇见华佗。华佗听闻梅平的症状后，感叹地说道：“您要是早点碰到我就好了。如今病势已不可缓解，还不如早点赶回家，和家人再见一面。五天后就会死亡。”梅平立即动身朝家赶，后来一切如华佗所说。
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个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又咽不下去，家人正打算带他去就医。华佗听见他的呻吟声，停下来前去探视：“刚才我经过的地方有个卖饼的店铺，那里有蒜泥调和的酸醋，买三升让他喝下，病自然就好了。”病人喝下酸醋后，立即吐出一条长条形的寄生虫。他们把它悬挂在车架上，赶着车去拜谢华佗。那时华佗还未回家，家中的孩子在门口玩耍，看见来人，说道：“这些人好像碰到了我家公公，一看车旁边挂的东西就知道。”那位病人进屋后，看见华佗家里的北墙上悬挂着几十条这样的长条形寄生虫。
有一个郡太守生病了，华佗认为必须让此人大发怒气才能痊愈，于是要了他很多财物却不给他治病，还偷跑了，跑下还留下一封信把太守痛骂了一顿。太守勃然大怒，命令下人追杀华佗。太守的儿子知道内情，拦住下人不准去追杀，太守一时间愤怒到极点，猛地吐出几升黑血，病也就好了。
广陵郡太守陈登时常感到胸口烦闷，面色发红，不思饮食。华佗诊脉后道：“您经常吃生腥食物，食物中的寄生虫聚集在您的胃里结成了肿毒，是多吃。”随即煎好二升汤药，让陈登先服一升，过一会儿再喝下剩下的一升。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陈登吐出了三升多的虫子，红头，躯体还会动，上面还附着半截切细的生鱼肉。吐出来后，陈登顿时感到轻松了，但华佗又说道：“这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只有遇上好的医生才能治好您。”三年后，陈登果然再次发病，可惜华佗不在，陈登不治而亡。
军中办事员李成咳嗽不止，昼夜无法入睡，还不时咳出脓血。他向华佗求救，华佗说：“您得的是肠痈，咳吐出的脓血并不是来自肺部。给您开两份药剂，服用后会吐出二升多脓血，然后慢慢调养，一个月后便可以慢慢行动，再好生将息爱护，一年后便能恢复健康。十八年之后若有轻微复发，继续服用此药剂，很快便会痊愈。但如果到时不服此药，你还是会有性命之忧。”五六年后，李成的亲戚得了同样的病，李成于心不忍，把剩下的药剂交给了亲戚。亲戚康得之后，特意到华佗的家乡去求药，此时华佗已被关进大牢，求药未果。十八年后，李成旧疾复发，因无药可用而病死。
妇科病例
原甘陵国国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时，腹部痛得日夜难安。华佗诊脉后断定腹中胎儿已死，并让一名妇女用手估摸胎儿所在的位置，如在左边，则是男胎，在右边则是女胎。妇女回道胎位在左。于是华佗配好打胎药汤让国相夫人喝下，果然堕下一个男胎，胎儿离开母体后，这位夫人的腹痛也随之消失。
李将军的妻子病得厉害，求华佗诊脉。华佗诊脉后说道：“怀孕时小产，但胎儿没有从母体里面出来。”将军不置可否：“她确实小产，但是胎儿已经出来了。”华佗道：“根据脉象，胎儿还在体内。”将军不以为然，华佗只好离开，而病人的病情也渐渐有所好转。一百多天后，将军夫人再度发作，只得又找到华佗，华佗说：“脉象依旧显示有胎儿在腹中。此前应当是怀有两个胎儿，一个胎儿出来了，另一个胎儿还在体内。母亲自己感觉不出来，旁人也没有觉察，所以没有再接生，如今体内的胎儿已死，血脉不能回流母体，必定粘连在母亲的背上，所以病人才会一直背痛。现在给她喝汤药，再扎一针，让死胎流出。”喝过汤药，扎了针后，病人腹部疼痛难忍，就像要临盆一样。华佗又说：“死胎已经枯萎，无法自行出来，须得让旁人伸手进病人体内助产。”果然，从母体内取出一个死胎，手脚齐全，颜色发黑，长约一尺左右。
儿科病例
东阳县(今安徽天长市西北）陈叔山的小儿子两岁时经常腹泻哭啼，日渐瘦弱，他问华佗是什么原因。华佗说：“孩子在母亲体内时，母亲阳气收敛，乳内虚冷。孩子袭了母体的寒气，所以不能及时痊愈。”华佗开了自制的四物女宛丸，连续服药十天后，孩子的病就好了。

惨被杀害
曹操的亲属得了重病，召华佗前来诊治。但此病短期内难以治愈，需要长期治疗。此时，华佗离家已经很久，思乡心切，便借口妻子病重回了家乡，而后曹操屡次催促他都拖延不愿回来，即使曹操命令郡县派人遣送他返回，华佗依然不肯。曹操大怒，命人去到华佗家中查探，如果华佗的妻子确实有病，则赐他四十斛小豆，并放宽动身的时间；如果华佗撒谎，就把他抓回来。最后确认华佗说谎，被丢进囚车押送至许都，被曹操下令处死。
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递给看管监狱的小吏，但狱吏害怕不肯接受。万念俱灰之下，华佗一把火将书给烧了。华佗死后，太祖的头风病时常复发，太祖感叹道：“只有华佗能治好我的病。他故意留着我的病根，想借此要胁我，我即使不杀他，他也不会替我去除病根的。”后来曹操的爱子曹冲病危不治，曹操这才后悔杀了华佗，白白葬送了儿子的性命。
医学成就
作为广学博闻的医者，华佗不仅对医学理论有独特的见解，同时精通内、外、妇、儿、针灸等多门学科。医学理论上，华佗提倡天人相应的理念，创脏象学说，完善三焦气化学说。内科上，华佗分析病因病机，在脏腑辨证体系上探寻病源，再从本而治。针灸学科上，华佗创立了华佗夹脊穴、绘制脏腑经络图像初步建立起经络循行图谱、主张针灸药综合治疗等。在华佗的所有成就中，当属外科手术、麻沸散及五禽戏，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深，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外科学的鼻祖、药物麻醉术的先驱、中国运动医学和康复医学的首创者”。
外科手术
华佗长于外科，曾首创麻沸散，行剖腹手术，奠定了疡科理论基础，被人们称为“外科鼻祖”。华佗在外科手术前，首先解决了定性定位问题，确定了腹部手术的适应症，不至盲目开刀；在手术时，严格手术步骤和方法，而且针对 不同的腹部外科手术，严格采取不同的手术方法和步骤，这在腹部外科手术上有着明显的突破；华佗对术后护理相当重视，如在缝合切口时，一定要“傅以神膏”，以防感染，促进愈合，还要求卧床静养，这些经验放至后世仍然实用。
麻沸散
麻沸散是华佗在精研前代医学典籍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用于战争、暗杀或其他活动中运用“迷药”的经验，配合人在醉酒时所表现出的沉睡状态后，反复实验、长期摸索而发明出的一种酒服麻醉剂。华佗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也是外科医学上一项划时代的贡献。华佗采用麻沸散，将病人进行全身麻醉后，先后成功实施了开切肠、剖腹取胎、切除大肿瘤等大型手术，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适用范围和疗效，并且，使中国使用麻醉剂的历史比西方提前了将近1600多年。麻沸散的处方未能流传于世，但它对麻醉学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后世医家在华佗麻沸散的影响和启迪下，结合临床经验，创造出不少新的麻醉药剂，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推动了中国麻醉学的向前发展。华佗的麻醉术还曾流传到朝鲜、日本、摩洛哥等地。公元九世纪，阿拉伯医学进入全盛时期，其中的外科手术，正是因为引用了华佗的麻醉术而得到发展。
五禽戏
华佗重视养生导引之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编出了一套医疗体操——五禽戏，从而开创运动医学的先河，被人们誉为“中国运动医学和康复医学的首创者”。五禽戏以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每一禽戏都针对身体的某一部位而设计，如虎练骨、鹿练筋、熊练脾胃、猿练心、鸟练肺。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作为一种医疗体操，五禽戏不仅使人体的肌肉和关节得以舒展，而且有益于提高肺与心脏功能，改善心肌供氧量，提高心肌排血力，促进组织器官的正常发育，达到畅通经络、调和气血、活动筋骨、滑利关节的作用。五禽戏自问世以来，在民间长盛不衰，直至今日仍是很多人强身健体的首选项目。经过上千年的发展，现在的五禽戏衍生出二十余种不同的流派，各具风格但殊途同归。 

医学思想
天人相应
华佗重视“天人相应”的观点，主张人体虽受自然界变化规律的影响，但机体亦有适应自然界四时变化规律、完成自身生命活动的过程。只要掌握并适应了这条规律，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如不能适应自然界变化而出现的病变，华佗认为还是从“天人相应”的观点出发，积极探求病源，采取适应自然界变化的措施，从整体出发，秉着“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从本求治，才能达到“形体有可救之病，天地有可去之灾”的目的。 

运养结合
华佗对“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预防为主的思想尤为重视，他提倡养生导引，以增强人的体质；同时，华佗意识到运动对人的健康和疾病康复的重要性，从而提出“譬如户枢，终不朽也”的著名论断，从而指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

医学理论
脾胃说
 华佗认为人的脾犹如土地，滋养成物；而人的胃，是人的根本，脾胃是人体的中间位置，是气血升降的枢纽，胃气充足，则五脏六腑都是健康而的，胃的受纳、消化吸收功能失调并达到严重的程度时，人的生命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基于这番思想，在因脾胃功能失调而引起的疾病时，华佗强调治疗是应本着“宜节饮食以调其脏，常起居以安其脾”的治疗原则，然后根据具体情况“依经补泻”。这套理论，对后世补土派有着重要影响。
阳常宜盈说
受先秦哲学的影响，在继承“天人相应”的观点上，华佗首次提出了“阴常宜损，阳常宜盈”的学说观点，既重视阳气，多用温补，少用寒凉攻伐的药物。对应在临床上，即是相信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功能的强弱关系到机体的健康与否。这和华佗的脾胃说是一脉相承的，这套理论为后来扶阳抑阴的易水学派奠定了思想基础。
脏腑辨证
华佗以脉症为辨证的依据，以脏腑为辨证的纲领，按虚实寒热不同的病证，分别予以不同的考量，首创脏腑辨证的雏形。华佗论内伤杂病，亦是从人体五脏六腑出发。这套独特的脏腑辨证体系，受到后世医学的重视。如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就以华佗理论为基础，加以发挥，对脏腑辨证的理论作了较为详细的补充和归纳；宋代儿科学家钱乙提出了“面上证”“目内证”两种诊断方法，并对五脏症侯拟定了较为客观的诊断标准；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以脏腑生理特点为基础，根据本气及经络循环部位，从寒热虚实进行辨证，形成更具特色的辨证学说，可见华佗的脏腑辨证体系对后世脏腑辨证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时珍（公元1518年-公元1593年），字东璧，号濒湖山人，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是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于医药世家，青年时曾考取秀才，此后一直随父行医。曾受楚王朱英燎举荐，在太医院任院判之职，为正六品，主要为太医院供应宫廷医药与御医配置，在这期间通览太医院所藏医书，并时常出入御药库、寿药房以及京城著名药店。后认为太医院不宜久留，故而辞去职务，回乡行医。晚年时，李时珍被明朝廷敕封为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经过多年的行医实践与对前人著作的细致阅读，写成了医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门类齐全，收录药物、药方种类丰富，并且附有药物形态图，为中国医药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除此之外，还著有《浙湖脉学》和《奇经八脉考》等书。
李时珍改变了过去对于药物较为混乱和模糊的人为分类方法，创立了科学的药物分类体系，系统地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经验和成就，对已有的药物品种进行了科学辨析分类，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药物种类，对我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早年经历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李时珍出生在湖广黄州府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东门外瓦硝坝的医生家庭。父亲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以行医为业，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深受群众爱戴。李时珍受到父亲的影响，自幼便对于药草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已经能够辨别出许多药草的名字。父亲还时常将他带到山中教他辨别药草，观察药草的生长情况，使得他关于药草的知识逐渐丰富。
科举之路
李时珍幼时出身贫寒，父亲李闻言四处行医维持生计，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李时珍自幼便热爱医学。但由于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所以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李时珍于嘉靖十年（1531年）考取了秀才，但此后应考并不顺利，三次均落榜。因此李时珍决心放弃入朝为官，转走行医之路。
李时珍在准备科举考试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学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通过对四书、五经及其他文史典籍的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又进一步了解了古代的科技、天文、地理等知识，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知识为李时珍从事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李时珍将学到的知识进行合理利用，并为医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行医著书
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时珍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裣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即主管王府的医疗保健。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朝廷下诏在全国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医生，填补太医院的缺额。楚王见李时珍医术高超，便推荐他进京。李时珍也认为北京聚集了全国重要的医药书籍，还可看到更多名贵药材，对自己研究本草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接受了楚王的推荐，从武昌来到北京。李时珍进入太医院后任院判之职，为正六品（另传担当御医，为正八品）。
李时珍任职不久，便发现太医院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太医院中的医官们为了迎合嘉靖皇帝，不仅从全国各地收集“仙方”和“丹方”，同时还翻遍了历代本草古籍，企图从中找到长生不老之药。他诚恳地向嘉靖皇帝进言，请皇上别再服食丹药，嘉靖皇帝大为不满，从此李时珍在太医院受到多方排挤，有职无权。赋闲后，李时珍正好有时间通览太医院所藏医书，并“借职务之便”经常出入药库、药房，认真仔细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材，特别是从中获得了大量民间的本草信息，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大大开阔了眼界。李时珍还寻访京城著名的药堂、药铺、医馆，向老先生请教医术、学习药理知识。鹤年堂是元末明初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创建的药堂。李时珍久闻其名，便慕名寻访。很快，李时珍识得上千种中药饮片，学会了鉴别、筛选、炮制丸散膏丹技术。经曹永利引荐，李时珍结识了京城几位颇有名气的郎中，虚心向他们请教，由此对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和阴阳五行八纲的基本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学习了多种疑难杂症的诊断、选方、谴药。李时珍在京城任职一年后，感到太医院实在不宜久留，便托病向院使提出辞职，回乡修编本草之书。不久，他的辞呈得到批准，于是他打点行装，返回蕲州。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李时珍自太医院回乡后正式创立东璧堂，此后正式开始坐堂行医，致力于药物的考察研究。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楚王府因听说李时珍的医名，将他请去为世子治病，世子痊愈后，封其为王府奉祠正，即主官祭典的七品官，还要他兼管王府的“良医所”，作为王府的专用医生。
由于常年在民间治病救人，李时珍进一步了解了百姓的治病经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采集药用植物并解剖。对于外形相似的植物，仔细辨析他们在气味、功效以及用法方面的差异，因此发现了众多旧本草存在的弊端和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创新观点，为写作《本草纲目》作准备。此外，李时珍还走访各地，采集珍贵的药物标本，写下访问记录。嘉靖四十三（1564），李时珍根据其父李言闻所著《四诊发明》一书，增补精要，完成《濒湖脉学》一卷。
晚年生活
晚年时期，李时珍自太医院还乡，放弃仕途，从事著述，继续编写《本草纲目》，并且与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相互切磋，探讨学问。为了使《本草纲目》早日刻印出版，李时珍于万历八年（1580年）前往江苏太仓拜访著名学者王世贞，请其为《本草纲目》作序。万历十八年（1590），《本草纲目》得到南京藏书家、刻书家胡承龙的支持开始刻印，即最早的版本——金陵本。而王世贞也对《本草纲目》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其内容广播但不繁琐，详细且有要点，通过通过阅读本书能够体会到中国医学的博大精深，而此书所讲述的医学知识对百姓而言也十分珍贵。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时珍去世，享年75岁。

主要作品
李时珍精通医术，且长期的行医经历使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还用更大的精力从事本草研究。编撰了《本草纲目》，脉学著作《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关于三焦、命门理论的《三焦课难》《命门考》；关于临证医疗经验的《滨湖医案》，可见其一生著述颇丰。
《本草纲目》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的过程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从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开始到万历六年（1578）撰成，他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医学巨著，期间不断进行实地考察，深入民间积累实践经验，并对前人著作进行广泛阅读和资料收集。他不仅查阅了历代本草专著41种、各种医书271种，还引用了许多历朝著作和科学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郭璞的《山海经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张华的《博物志》、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祯的《农书》等。李时珍的编撰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对药物进行分类、整理和筛选，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分类标准和编写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李时珍始终生活在动荡的环境中，尽管如此，李时珍仍然坚定地深入百姓生活，时常外出进行实地考察，采集解剖各种药材，并向百姓请教有关药材的问题。他还收集了众多珍贵的药材标本，对其进行辨析，并将其记录在册，为《本草纲目》的编写提供了众多一手资料。
第二阶段，李时珍主要是修稿定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编写过程中，建立了新的药物学分类体系，并创立了医药学发展史上新的科学分类体系。他将药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类，共分为十五部、六十类，方便百姓日常查阅。李时珍在书中明确了药物的主要功效，从八个方面对药物知识进行了概括，并对不同药物的功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此外，《本草纲目》图文并茂，李时珍绘制了1100余幅药物形态图像，帮助人们认清药物的种类和功效。这些药物形态图像是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改进的结果，方便百姓在阅读时将药物名称与种类对进行对应。这也为后来的药物研究和识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草纲目》文稿共修改三次，分为五十二卷，列为十六部，每一部都各自分类，共六十类，以类为纲，以药为目，共增加药物种类三百七十四种，药方八千一百六十个，建立了新的药物学分类体系，大大扩充了药物和药方的种类，对药图进行了改进，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是一部脉学著作，共一卷，成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分《七言诀》和《四言诀》两部分，《七言诀》主要论述了27脉形状、主要疾病类型及其相似的脉象鉴别。李时珍在这一部分中，详细描述了不同脉象的特点和与之相关的疾病类型，以及如何通过观察脉象来判断患者的病情。《四言诀》是李时珍父亲李言闻根据宋崔嘉彦所撰《脉诀》删补而成，综述脉理、脉法、五脏平脉、杂病脉象及真脏绝脉等，在充分继承前人思想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进一步研究，并对前人经验进行创新和发展，使得脉学理论进一步成熟。
《濒湖脉学》继承、参考了众多医家的著作和学说，收录了各家著作关于脉象的论述并标明出处，为读者提供更多参考，对于脉象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李时珍在《濒湖脉学》中首创了以阴阳属性来分类脉象的方法，将脉象主要分为四大类，这一分类方法不仅具有逻辑性和科学性，而且对中医诊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李时珍还在书中对脉象的特征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总结，并将其撰写成“体状诗”的形式，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濒湖脉学》为当时的中医诊断学建立了一个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客观性、实用性和科学性的，且较为完整的中医脉学体系。李时珍在研究时参考了众多过去的中医书籍，对其中的脉学进行归纳整理，使得中医脉学的成果得以进一步传承下来，从而对当代的中医学理论思想产生作用。
医药学思想
观察与试验
李时珍在研究药物的过程中，主要采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他一方面继承了采集、尝试的本草研究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又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发明与创新，极大地丰富发展了我国的本草学，为本草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时，不仅通过观察外部形态来辨别药物，还采取了更为科学的方法，包括采集不同种类的药物，仔细观察其生长过程、结构、采摘时间、制作方法等多个方面的特征，进行比较和分类，以确保对药物的辨别准确性和科学性。例如五倍子，前人对其的记载说法不一。李时珍通过观察五倍子的生长过程、外形、结构、采摘时间、制作方法，对其有了深刻的认识，最终纠正了对于五倍子的分类错误，将其归入了虫部。
此外，李时珍还通过解剖和品尝药物等方式对药物进行深入研究，提高了对药物特征的认识和辨析能力，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例如关于麻醉药物曼陀罗花的辨别，李时珍一方面阅读前人书籍，另一方面又亲自到武当山访问药农，重新确定了这味药物，这种药物在当地被称作风茄儿。为证实风茄儿与曼陀罗是同一种药物，李时珍一方面尝试证实关于它的传说，另一方面验证了曼陀罗花须与火麻子花同用才具有麻醉作用，最终为病人减少了医治时的痛苦。
可以说，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中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和精神，是中医药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为后世医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也为中医药学的科学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比较和分类
在研究多种药物时，李时珍大多采用比较的研究手法，揭示相同外形的药物在性质上的差异，以及外形差异较大的药物在气味和治疗功效上的相同之处，从而对药物进行科学分类。
为了对药物进行精细的比较，李时珍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对于收集到的药物进行加工整理，深入了解药物的具体形态、气味、功效等特征，深入了解药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而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便通过比较方法，纠正了众多曾经本草的错误，这其中包括名字上的错误，药物产地错误，气味错误以及主治功能错误。例如：石龙子，其本身为动物性药物，经比较后得出同一类动物，因生长的自然环境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保护色，形态也小有差异。
李时珍还运用科学分类的方法，确定药物本身的纲目。分类方法在医药学上的运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李时珍在继承古代药学分类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又按照药物的主治功能，发展了“百病主治药”分类法；按照药物归经原理，创立了“十二经血气”分类法。不同分类法的创立，为本草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分析与综合
李时珍还深入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分析是指从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入手进行研究，从而了解到每个部分的性质、特点、作用；而综合则是将部分合成一个整体，综合看待整体的功能和特点。综合以分析为基础，分析又以综合为依托。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注重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构建了科学的药物体系，这都是建立在对药物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的，是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见证。
批判与继承
李时珍在创作《本草纲目》的过程中，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将众多本草学著作中的医药学知识集于一书。在思考问题以及药物分类方面也是从前人成果出发，经过细致的思考，反复验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对前人的弊端予以纠正。
李时珍在实践观察的过程中，坚持推陈出新，发展本草学。先参考前人诸家成果，收集基础资料，辨证考察诸家说法的异同，汲取前人的正确见解，补充缺少的部分，纠正错误的部分，并补充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本草纲目》归纳整理了前人的主张，提出个人观点，并进一步纠正前人的错误说法，体现出其独创性与专业性。
李时珍还通过研究前人成果，发展出自己的医学思想，他从日常的行医经验中得出医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医学理论。李时珍将人看作是统一的生命过程，也将生命和自然看作是统一的运动过程，展现了“天人和通”的宇宙观。而从《本草纲目》中也能看出李时珍“以人文本”的思想内涵。
人物影响
李时珍在民间行医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并且总结前人的医学知识，写作《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著作，为本草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在本草学发展方面。李时珍充分汲取了历代本草的编撰经验，改变了古本草的旧的分类方法，采用多级分类法。使得全书结构清晰，形成了独特的纲目体系与新的中药学分类方法，且建立了科学的药物分类系统。李时珍所作的《本草纲目》充实了药物学的宝库，对于药物的名称、形状、产地、性味、主治功效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补充了新药374种，极大地丰富了中药学内容。《本草纲目》新增单方、验方800多个，共附方11000多个。附方集十六世纪前中国医方之大成，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此外，还批判了道家鼓吹的“长生不死”之药以及“炼丹成仙”之术，从科学立场出发，反对炼丹、长生、修仙之说，对于盲目迷信炼丹术士的社会风气进行了严厉批判，从而进一步打破了昌盛修仙的主张。
第二，李时珍同样也对其他自然科学做出了贡献，达尔文称《本草纲目》为16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其涉及多种无机物、植物、动物，而关于动植物、矿物、农林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对植物学、动物学、农学、矿物学的研究影响显著，对古代自然科学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李时珍的著作对后世文学创作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为了说明药物的产地、性味、主治特点，经常引用名家诗篇，全书共有十多处引诗咏药。例如，《本草纲目》中的《鹿茸·发明》中，引用了《澹寮[liáo]方》中所记载的一首道人所唱的民歌，借此说明“斑龙丸“的主要功效。此外，《本草纲目》中还引用欧阳修诗中谈到的银杏，杨万里诗中所写的枇杷、状鲈鱼，陆龟蒙以诗讽鸦舅以及刘禹锡以诗咏枸杞等，征引诗句也进一步提高了全书的可读性与趣味性，使得这部著作更加通俗易懂，便于百姓理解和接受。李时珍还善于写作散文，他的作品大多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李时珍继承父亲的志向，写作《蓟[jì]蛇传》，他注重实践，亲自观察蓟蛇的生活习性，并访问擅长捕蛇的老农，向其汲取经验，写成传记，文章精炼简洁又极具专业性，便于理解。
第四，李时珍的著作和影响世界，也成为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思想家。《本草纲目》曾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家，被作为医药书籍流传、翻印、翻译、学习。还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和驻华使馆人员传入西方，为西方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指导；除此之外，《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也在世界多个国家、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物评价
李时珍是历史上杰出的名医，他对医术严谨认真，为我国医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被称为“医圣”。
当代哲学家唐明邦在其《李时珍评传》中对李时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本草学思想影响广泛，将我国的本草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既重视对基本的药理进行分析研究，又重视对药物的名实考订、栽培、采制、临床运用等实践经验的总结。认为李时珍的努力使得本草学日益演化成为更加成熟的独立科学，《本草纲目》则对于中国古代植物学、动物学和农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郭沫若为李时珍墓碑题词写道：“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广罗博采，曾费二十年之殚精；造福民生，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着民族生命永生。”
英国史学家李约瑟博士也提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本草学著作的巅峰，也是明代伟大的科学成就。他认为李时珍获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无人能出其右。

若菜奈央（日语：若菜奈央，1994年2月6日—），日本女演员，前AV女优，曾是オールプロモーション的签约艺人。出生并成长于东京都，身高171cm。她的兴趣包括瑜伽、游泳和弹钢琴。

人物经历
若菜奈央于2015年8月以PRESTIGE的专属女优身份出道。2017年1月，她脱离了PRESTIGE的专属身份，之后在多数的作品中自由演出。2018年4月，若菜奈央在Twitter上宣布已经于2017年10月从AV界引退，之后的目标是当一名时装模特。